从2005年6月开始，北京房山区佛子庄乡陈家台村里，时常会在星期六凌晨2点响起沉闷的爆炸声，或见冲天的火光。一年多以来，村内共发生爆炸案、纵火案及扰民事件16起，均未能破案。为此，村主任和书记长期巡防，但爆炸和纵火事件仍时有发生。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有一个不像巧合的“巧合”：先后受害的10户人家的男主人，均是2004年举报该村干部经济问题的主要举报人。（《京华时报》11月19日报道）

       短短一年多，小村遭遇16次针对举报人的爆炸、纵火等恐怖袭击，而且大都发生在星期六凌晨2点，居然全部没能破案。破这样的案子，到底难在哪儿，也许当地警方有许多诸如“警力不足”之类的现成理由。但是百姓们一个最起码的判断同样不会错：类似的恐怖袭击，如果发生在北京城区；如果袭击对象是市长、县长甚至乡镇长，绝对不会发展到“一年16炸”的频繁程度。

       今年6月，钟南山院士的手提电脑被抢，警方10天时间破案，使钟院士的电脑完璧归赵。如此神奇的效率，与普通百姓的案件迟迟难破，形成很大反差。尽管人们的置疑铺天盖地，有人甚至怀疑警方与“飞车党”有串通，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钟院士丢了电脑，省委书记批示、百余警察倾尽全力、悬赏两万擒贼等前所未有的举措，明白无误地说明，在享受治安保护的公共服务上，人与人的差别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相差很大。

       小村一年16次遭遇爆炸、纵火等袭击，当事人及村民承受了怎样的精神压力？这不仅暴露了政府治安管理的公共服务，不仅资源十分有限，而且分配也未必合理。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使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让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府职能转变，能有较大进展，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更适应百姓的需要。如果“一年16炸”发生在农村里，就迟迟不能破案，“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又怎么能够体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