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哈尔滨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组织了一次宣传教育活动，参与这次活动的是一向被公安机关严打、被世人指责甚至唾弃的娱乐场所从业的“小姐”。哈尔滨的50多名CSW（女性性工作者）第一次暴露在阳光下，在公开自己的身份、公开自己的职业的状态下，接受了一次预防艾滋病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哈尔滨日报》10月15日报道）

       此前，尽管其它地区有“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甚至还有“疾控人员假扮嫖客查安全套”的举措出台，但是还远没到“小姐”公开身份参加培训、甚至娱乐场所老板“带队”参加的情况出现。正因为此，更深的困惑在人们心头挥之难去：疾控中心请来了“脑门刻字”的暗娼，公安机关怎么办？打不打？抓不抓？面对疾控中心对暗娼亲切地称“姐妹们”，面对“木兰县主管副县长和‘小姐’们一起合影”的现实，社会公众又怎么能不对政府产生由“现象”到“态度”的联想？毕竟，疾控中心、副县长都是政府的代言人，政府只从“疾控”一个角度推出的上述举措，很难说没有收到“性交易已不再可耻”、“性交易更方便”的暗示与明示，从而收到促进性交易、败坏社会风气的效果。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在公共政策的动态运行中，公共政策的主体——政府，与公共政策的客体——政策对象，存在着既矛盾、又统一现象。其统一之处表现为，政府与政策对象在政策的制定、调整过程中，地位具有相对性——公民可以通过政策参与，成为公共政策的间接主体。就哈尔滨培训“性工作者”这一事件来看，我以为起码在两个方面没有解决好政策主客体的统一问题。

       首先，疾控中心把政策客体锁定在“性工作者”身上，寄望于“性工作者”能够主动配合。但事实上，一方面政策的客体决非“性工作者”这么简单，更有“性工作者”的背后数倍于她们的嫖客及嫖客所代表的强大社会心理；另一方面“性工作者”的主动配合，又引来了更大的社会认知混乱，而这样的混乱，很有可能因为嫖娼现象的更加泛滥而使上述努力得不偿失。

       其次，事关对社会人文环境影响较大的公共管理举措，出台前本该在政府部门之间以及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尽其所能地将公共管理的相关性、主客观统一性考虑周全后再行推出。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直接导致了公安机关“很不舒服”，也让社会公众失去了成为公共政策“间接主体”的机会。

       统一性，是现代公共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疾控中心培训“性工作者”面临的最现实困境是，用了安全套，是否就可以提供性服务呢？负责防艾的疾控中心，和负责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门，都是政府工作人员，难道真的就可以这样“各管一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