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立法过程中，有关反垄断机构设置，以及反垄断与行业监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草案中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正因为此，不少专家担心，由于体制束缚和利益关系瓜葛，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和监管机构难于公正、有效地担当反垄断职责。不过也有专家表示，对反垄断法的期待不可太过理想化，草案总则中有关“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宣示已经指出了未来方向，从目前来看，及早推动其出台才是当务之急。（《21世纪经济报道》6月26日报道）

        笔者以为，草案规定了“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双层架构模式，有利于将反垄断放在不同的层次与视角中相互观照与制约，是一个不错的创举。但是，“反垄断委员会”的组成相对容易，而“反垄断执法机构”由于涉及的内容具体繁杂，独立的、统一的执法机构，一时间不太容易建立起来，成了《反垄断法》的很大瓶颈。对此，如果认为只能在现有执法组织、现有执法手段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先把《反垄断法》推出再说。我认为是不够严肃的。

        现有的所谓“执法机构”及“执法方式”是什么样的？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由商务部门负责，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定位主要由工商部门负责，垄断协议中价格同盟的查处又由发改委负责。这还只是一个大致的分工，事实上，生活中的垄断行为，往往是三个或更多方面的违法行为共存，如此交叉执法，重复或漏查现象是司空见惯的。更何况，实际上参与反垄断执法的还不止这三大部门；更何况，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执法，按照草案规定，还要征求有关部门或监管机构的意见。不难想象，迎接《反垄断法》出台的，竟是这样散乱不堪的执法机构，法律的权威想不被架空，做的到吗？

        《反垄断法》真的是“及早出台才是当务之急“吗？我不这样认为，反而觉得这样的认识非常令人担忧。其一，这样的立法思想，只重法律的尽快出台，不重法律的实施环境；只重法律字里行间的“未来方向”，不重眼前的条件创造。容易造成“法律出台之日，也是束之高阁之时”的尴尬；其二，任何法律的实施，都离不开民众的自觉守法意识。但如果因实施环境太差而导致实施效果不理想，人们自然会对该法失去信心。即使未来的执法机构、执法手段得到调整与丰富，但在人们久已成习的“疲态”面前，执法成本还是会无形中提高很多。

        不容否认，立即建立一支独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队伍，确实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与仓促出台之后所形成的后果相比，我认为还是应该以有效实施为目标，宁可晚些出台，也要将立法的起点提高一些。简言之，出台诚可贵，实施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