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不辞而别，80多名就读的孩子，只能另谋出路。在北京，这种被俗称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民办学校，常常面临这样一些共同的难题：没有办学资质、资金投入不足、教学条件简陋、教师待遇低且素质参差不齐。不规范，甚至不合法，但可以解决了为数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对此，政府在支持与限制之间常常进退失当。（《新京报》5月4日报道）

        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在全国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各地政府也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但是由于没有触动问题的根本，所以效果依然不甚理想。仅以北京为例，近年采取部分公办学校向外来流动人口开放，同时整治、清理私立打工子弟学校，保留一部分具备一定规模、办学条件好的学校，取缔那些限期内不能达标者。可是，在公办学校吸纳能力有限、吸纳条件较高等情况下，一些规模小、条件差的民办学校，依然成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选择。关掉了这些学校，或者发生校长携款“蒸发”这样的事，最倒霉的无疑还是学生及家长。

        流动人员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二十多年的历史欠账。而历史的欠账，总要有人来偿还，而且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偿还。当前，解决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我以为有两个问题是躲不过、绕不开的。一是政府更多调控责任的落实问题——国家财政针对教育的“蛋糕”怎么切？教育的这块“小蛋糕”又怎么切？不从指导思想上有一个创新式的确立，解决问题就没有希望；二要在确保各个权益主体不被侵害的前提下，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平衡点，以体现政府的智慧。换言之，有了投入，如何支配这笔投入，如何把钱花在民工子女这个“刀刃”上，让民工子女能够享受本该得到的教育权，同样需要扩展思路。

        笔者以为，就民工子女入学的某些特点来看，政府就有必要在“政策帮扶”的基础上，加大具体项目的帮扶，现有的教育结构就有改革之必要。比如，在办学主体上，就可以以政府之力，多开办一些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要对象的“实惠型”公立学校，并纳入全市教育体系进行管理；再比如，对民办学校的“办学资质”做出适当的宽泛性调整，淡化一些不太影响教学质量的硬件指标等。这样不仅适合民工的收入状况，而且在这样的学校里求学，学生们不会相互歧视；这样的学校，也是“自强不息”的代名词，往往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更容易吸收社会富有爱心人士的帮助，政府的初衷可能更容易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