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罢官”与“防控升帐”

        非典在全国蔓延以来，为防止疫情扩散，各级政府采取行政力压的手段，相继对防疫措施贯彻不力的下属官员痛下杀手。其中，一些官员确实或属懒散成性，或属大私小公，或属协调无方，即使没有非典的考验，平时的为官口碑同样不佳。这样的官员，从官位上被拿下可能只是早晚的事，本无可惜。但是，也确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连自己对“怎么办”都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却硬是发出“所在辖区若出现一例非典病人，县、乡分管领导要予以免职，对发生传染的，要免去县、乡党政主要领导的职务；如果医护人员被感染，院长和防非办负责人要予以免职”的将令。这样的“火线罢官”不仅让人难以钦服，而且从效果来说，还极有可能走向目的的反面。

        在我们的社会中，多年来的“行政老大”、“行政万能”社会运转机制，导致了这样一个惯性：不管什么重大事件，习惯性地都要按行政渠道“层层追究责任”。如果省里要求市里三天一汇报，市里就要求县里两天一汇报，县里又要求乡镇一天一汇报；出现一例非典，假如省里对市主要领导要“开除党籍”，市里对县里主要领导就要“罢官免职”，县里对乡镇主要领导更要加重到“既免职又开除公职”。总之，不“层层加码”就显不出重视程度。但是加码加到最底一层，又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虽然“重压之下”会产生一定的精心与勤勉，但也有不少基层官员无奈之下，会持一种“债多不愁”的无所谓或赌博心态，尤其是在面对“力所不能及”的任务指标时，这种心态更是明显。无所谓心态的直接表现就是懒散、没有信心，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动；赌博心态直接表现为说大话、说瞎话不脸红，扛过一阵算一阵，扛不过去认倒霉。

        在类似非典这样的突发疫情面前，各级政府出于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热忱，倾其所能地高速启动行政网络，在对非典规律还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刮出一些“有效、无效、有益、无益”兼而有之的行政风暴，虽事出有因，可以理解，但长此以往却令人担忧。最根本的担忧在于，以一成不变的行政手段来对付突发性、专业性越来越强的灾害，其所有努力是否与收效成正比？如果政府不能将灾害的防控系统以高度制度化、常规化、专业化形式建立起来，遇事总是由行政官员将防灾大任盲人摸象般地“层层下压”，各级政府即使再勤政，责任感再强，但终究抗不过事物规律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别说“火线罢官”，就是“火线正法”于防控大业恐也于事无补。

        谁都知道，火灾是一种灾害，但人们从不为一般的火灾担惊受怕，因为社会有一个常设的消防系统。在没有火灾的时候，就有专门的消防外勤人员，定期勘察属地的消防设施配备状况、消防措施的落实情况，消防对象的建筑结构等，对自己消防管片一旦发生火情后的扑救方案心中有数；在发生火灾时，整个系统启动快速、措施规范、协调有效，一般不用政府官员操什么心。而类似水灾、地震、疫情等灾害，如果也能建起消防这样自成一体的防控系统，还用的着“火线罢官”之类的行政行为吗？（2003-5-14）

该怎样记住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

 

        有作者在《每日商报》撰文，言北京市委、市政府在中华世纪坛举行的“感谢全国支持，奋力战胜非典”活动因为没有具体指明是谁支持了北京，从而认定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疏漏”。从应该“记住”这个角度说，这个提醒的很对。但是，从“公布名字”的角度来说，笔者又确实有些不以为然。

 

        笔者以为，无论施恩还是受恩，都有直接与间接之分，而在“施”与“受”、“直接”与“间接”之间，有时还有交叉。所以受恩者对施恩者致谢的表达方式，就不可一概而论了。

 

        所谓直接施恩，我以为其主体就是个人或小团体，在心甘情愿的前提下或自己送达或通过中介但指定赠予对象的行为；所谓间接施恩，应该是个人或小团体通过一定的组织并以组织的名义赠予某一地区全体民众或某一群体的行为。此外，还有间接施恩者对直接受恩者的赠予，比如，某地政府或组织，代表当地人民及成员向某个人或小团体实行的人道支持；也有直接施恩者对间接受恩者的赠予等种种形式，比如，某个人单独对某一地区受灾群众实行的捐赠等。

 

        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全国人民对北京的支持”，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自全国的支持，既有“直接施恩者”，比如个人、小团体或企业的支援；更有来自“间接施恩者”，比如以各地政府名义的支援。那么，对于来自不同形式的支援，采取不同的谢意表达，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北京市民作为间接受恩者，接受各地政府、组织的捐赠，无疑是属于“间接施恩对间接受恩”，表达谢意的方式泛泛一些，我觉得这很正常。毕竟，捐赠者、受赠者都是广义的“人民”，非要让受赠者公布到底是哪些具体的人掏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致谢方式上的泛泛，并不影响受恩一方日后同样以“xx人民”的名义，向施恩一方的“xx人民”知恩图报。至于那些来自个人或小团体“直接施恩对间接受恩”的捐赠，我倒觉得确实应该根据一定的捐赠规模，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公布，让受恩一方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并在日后利用各种方式来回报他们。这倒不是因为后者的支援比前者更重要，实在是因为就“记住名字”这件事来说，操作起来比前者更容易一些。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今天我们依然应该全力提倡，且无论受恩者面对直接施恩还是间接受恩，均概莫能外。但我以为，在如何对有恩之人“知”与“报”的认识上，同样存在着如何更理性的问题，只有从认识上解决了这些，对哪些该“模糊”、哪些该具体，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心态。（2003-5-15）

《相见时难》——为什么令我如此感动？

        情不自禁地，我又从家里积存的那摞报纸中，翻出了5月13日的《京华时报》。我的目光再次锁定在头版《相见时难》的图片上。

 

        画面上，面对读者的，是10岁的小男孩儿杜睿，此刻正低着头，一只手摘下小眼镜，用另一只小手擦着眼泪；侧背对着读者的，是小男孩的妈妈——在抗击非典前线数日不能回家的护理部副主任。一身白色职业装，怀抱鲜花，正深情地望着3米开外的儿子，嘴里大概在对儿子说着鼓励、安慰的话。远处，有人关切地注视着这一切，有人在忙着自己的事。照片下方，是《相见时难》的标题与简练的说明文字，辑录如下：昨天，在北医三院眼科大楼的空地上，护理部副主任郭莉与家人短暂团聚。一直坚守在抗非典一线没回过家的郭莉只露出一双眼睛，深情地看着三米开外瘦小的身影，那是年仅10岁的儿子杜睿。从妈妈离家的那天晚上，他就开始为妈妈祈祷。相隔三米的相见终于让孩子哭出来：“妈妈，您什么时候回家啊。”郭莉强忍着想跑过去抱住儿子的冲动，站在原地说：“孩子别哭，你已经不是小男孩了，应该坚强！”

 

        从5月13日到现在，我已不知多少次地品读这幅照片与文字说明。每看一次，我的眼睛总会泛出泪光。为什么这幅图片令我如此动情？仔细品味，我以为除了题材本身的原因外，这幅图片技术上的成功，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一小的对比。母亲的“大”与孩子的“小”，在画面的视觉对比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么小的孩子，本该是被妈妈拥在怀里的，因为在幼小孩子的眼里，妈妈是可以依靠的“一座山”。但是因为妈妈的特殊使命，孩子与这座“山”却是咫尺天涯，令人心酸难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击非典医务人员“为大家舍小家”的高尚献身精神。

 

        一正一背的映衬。侧背对着读者的妈妈，被放到与读者一样的视角，与年幼的孩子对视。面对观众的孩子，那一手拿着摘下的小眼镜，一手揉眼哭泣的生动表情，被读者尽收眼底。思念之苦、哀痛之切、无力无助又无奈的一刻，让人不忍多看，又忍不住想看。

 

        鲜花与现实的反差。妈妈怀中的鲜花，表达了人民对一线医护人员的诚挚敬意。可是鲜花与掌声的另一面，却是“相见时难”的残酷现实。这反差极大的视觉冲击，直接向读者做着这样的昭示，抗击非典取得的每一点小小成功，都有着前线医务工作者体力、智慧、情感上的巨大付出，从而无法不让读者对她们产生由衷的敬意。

 

        《相见时难》无论从意境上，还是技巧上，都是一幅可圈可点的好作品，但愿类似的好图片更多地出现在媒体上，感动我们轻易难以感动的心。（2003-5-17）

 

来自“ＳＡＲＳ祸首”的欢欣、沉重与担忧

 

        ＳＡＲＳ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这一确定性研究成果令人振奋。在仔细阅读5月24日《南方都市报》对科研人员系统采访报道及社评后，欢欣、沉重、担忧的感觉同时浮上心头。

 

        欢欣，无疑来自研究成果本身。笔者以为，本次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以下三个方面：肯定了人类的ＳＡＲＳ病毒是从动物来的；野生动物经营者较高比例地感染过ＳＡＲＳ病毒或ＳＡＲＳ样病毒，但因产生抗体而未发病；可判断此种在野生动物中存在的ＳＡＲＳ样病毒为使人类致病的ＳＡＲＳ病毒的前期病毒。由此，我们就不难把本次研究成果做出以下理解：如果将ＳＡＲＳ比作一枚毒瓜，本次成果就等于抓住了结出这枚毒瓜的毒藤，今后只要顺着这根藤追下去，毒根就会被找到。到了那时，人类主动控制ＳＡＲＳ的那一天也就真正来到了。还有比这更让人欣慰的事吗？

 

        沉重，无疑来自人类对野生动物“口福之欲”毫无节制，最终导致这场人类世界的重大灾难。在这样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不知道那些嗜食野味的人们作何感想。假如人类在野生动物面前少一些“征服欲”，假如人们将维护自然生态当作一种文明来追求，假如人们能将传统饮食文化中不文明、不科学的成分早日剔除并进行全新倡导……。当然，在事实与教训面前，反思“假如”的全部意义，只有希望能唤醒人们，不要再做“自掘坟墓”的蠢事了。

 

        担忧，主要来自人们“习惯成自然”地把此项研究成果进行一番庸俗化理解。果子狸和貉有ＳＡＲＳ病毒？那还了得！杀吧！由嗜食成瘾到闻之色变，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我们的一些同胞们是干的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想一想，人得病是无辜的，动物也一样。尽管动物的生命不能与人相比，但总不能因此而消灭一个物种吧？所以，对现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库存在养殖场中的野生动物，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来处理，千万不要任由人们私自来“找出路”。此外，对所有与野生动物密切接触者，也要推出相应的检查、防治或隔离措施。对农贸市场的上市动物，不仅要限制品种，更要加强检疫。总之，要想让人们不进行“庸俗化理解”，政府就要在措施上得力，让人们打心眼里放心。（200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