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3月31日表示，国家广电总局将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广播影视节目播出语言，非经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各级广播影视播出机构不得擅自开办使用方言播出的节目。（人民网4月1日报道）

        消息甫一披露，立即引起网上的广泛讨论，赞同者认为，广播影视对于规范社会语言的作用有目共睹，广电部官员的基本原则不容置疑；而反对者大多认为，方言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如此限制既无必要，更不可能。仔细品读，我觉得反对者对此有着一定程度的误读。而最大的误读，是在于把“广播影视禁用方言”作为“一刀切”来理解。

        谁也无法否认，一些节目使用方言，具有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双重需要。在实用价值上，一些普通话普及程度较差的地区，人们的交流还有赖于方言，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方言广播电视还是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在文化价值上，一些作品本身的题材及风格定位，决定了其使用方言比使用普通话更有韵味，所以也要使用一定的方言。但是，这样的价值体现，应该有一定的观众定位、传播地域、节目类别限制。我想，国家广电总局肯定也会有这方面的考虑，民众大可不必为此过多争论。

        实事求是地说，在事关使用方言的问题上，现在的广播影视业，也确有整顿之必要。比如，一些地方的上星台，也在大量播出方言节目，这样的定位很让人费解——上星的目的，本来是想让全国观众了解、认识你这个地区，可是如此卖力地“推广”本地方言，实在让人搞不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态；还有一些广播电视节目，即使是一些应该比较严肃的节目，也夹杂不少“地方普通话”，对标准普通话形成冲击。

        从基本态度上，笔者赞同广电部对方言节目的限制。但我以为，对标准普通话的认识与理解，不仅应该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而且对不同节目、不同语境下使用普通话的“规范度”应该有些界定。比如，对首发于某一地域，但在传播中已形成全国共同释义的某些词语，就应适当予以宽容。比如，类似“忽悠”、“炒鱿鱼”、“大款”这样的词句，如果在有一定娱乐性质的节目主持中，就不应该过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