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素质教育是靠老师还是靠体制，尽管这两个因素与此都有重要的关联，但是如果非要以一种肯定的口气来必选其一，那我只能遗憾地说，老师和体制都靠不住。

        在升学率这根大棒的驱赶下，素质教育是“只能说不能做”或“只能说没法做”。有了升学率这样的强势“存在”，素质教育又怎么能摆得上议事日程？说素质教育决定于体制，可体制又决定于什么呢？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从对人才的评价标准来说，我们的社会现在奉行着什么？还不是首先以文凭取人？在文凭的主要价值只是成了一块敲门砖的社会氛围中，教育体制还能逆流而动地搞什么“素质教育”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是根本靠不住的。再从对人才的评价方法来说，尽管人人都在骂“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但是又有谁能找出一个比考试更公平更平等的办法呢？作为一种考察方式，考试本没有错，关键是考的内容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死概念”，还是致力于学生整体素质提高的“活知识”。

        在孙维刚老师那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结合的那样好，不仅体现着他本人惊人的创造力，更让我们看到他那可贵的献身精神，而凡有大成就者，这两条都是缺一不可的。就象雷锋是我们的精神楷模一样，孙老师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但是，无论是创造力还是献身精神，这样的楷模都不可能成批涌现。整个社会的素质教育全指望教师们的负重前行，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的观点很简单：只要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没有根本性改变，老师必然会缺少创造与献身的动力，新的教育体制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素质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落实。(200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