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9月6日报道，江西南昌 “开心人”大药房，只因不按药价虚高的“行规”办事，坚持比市场平均药价降低45%的价格经营，惨遭同行挤兑。在其它药店和一些医院的联手逼迫下，医药厂家纷纷从“开心人”的货架上撤货，甚至不惜自掏腰包把自己的货再从“开心人”买回。除此之处，在短短的几天里，“开心人”药房还接到了数百个恐吓电话，有人扬言要烧店砸店，有人威胁要药店马上关门，否则有生命之忧。在报道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数百名群众在知道供货商来“开心人” 撤货后，群情激昂地来到这里，他们十分担心“开心人”办不下去。其中一位严姓老者激动地说，我服用的降压药，多年来一直以市场价12.5元一盒购买，而现在在“开心人”，买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同一规格的卡托普利，只需3.5元，我今天不是来买药的，而是来保卫这家药店的。

        七旬老者的这番话，闻之令人悲壮，但更多的还是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奈与苦涩。他们为什么要保卫“开心人”？为什么同行们却要置“开心人”于死地？答案不言自明。可令人无论如何想不明白的是，在“开心人”遭遇厄运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声援的是那些起不了实质作用的老百姓，却见不到政府在其中有什么作为？如果这一切真如某些“民间说法”那样，仅仅是“老百姓吃药很大一部分要靠自费，所以对药价敏感；而政府官员们吃药不用或少用自费，所以不关心药价”，那这样的政府是不是太可悲了？

        一边是数以亿计的百姓被虚高的药价拖的筋疲力尽，一边是医药行业多年来“两头瘦，中间肥”的畸型流通模式。我们总说政府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屁股该坐在哪一边，想必在认识上不会成为一个问题。而成为问题的是，当政府遭遇到“开心人”们眼前的处境时，又往往表现得既无长久的策略，亦无眼前的办法，把一切交给由“坑人行规”操纵的市场来解决，让“开心人”们自生自灭，让百姓们的企盼一次次地落空。

        我们所说政府在此类事件中的作为，并非是指硬性干预等简单化手段，而是应该通过对政策的制定、补充来体现政府的立场。比如，针对药品的流通费用大大超过生产成本等不合理状况，政府能否通过对药品流通费用的监控，将流通费用的大头利用税收手段由国家收走，而且是向药品生产者和最终销售者两头征收，逼迫药品在流通中减少环节？再比如，对以非法手段对同行实行威胁、恫吓直至打砸的，公安部门是当作要案进行查处，还是只当作一般治安案件“挂起来“，同样体现着政府对这些行为的态度，在这些问题上旗帜鲜明，那些“恪守行规”的药商还敢那么猖狂吗？

        给“开心人”们撑撑腰，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这既是政府工作的份内之事，更是百姓们所日思夜想的。(200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