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老师，你看，这个记者心理有问题了。”
这个记者就是我，说这话的是北大心理系钟杰博士。
钟杰堵在一间会议室的门口。里面已经坐满了听众，他不让我进去。
来自美国的心理治疗师罗宾斯，马上要和一位患者做公开的心理访谈。
罗宾斯主持的心理治疗工作坊是中奥纪念弗洛伊德研讨会的一个部分。
“我站着就行的。”我反复恳求钟杰。他不为所动。
见我这个家伙不愿离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心理有问题。
他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同在北大心理系的钱铭怡教授有些不忍心了：“钟杰，要不你让他进去吧。”
但钟杰依然铁面无私。
这时，恰好罗宾斯开门接患者进去。
我赶紧问罗宾斯是否可以入内。罗宾斯说没问题。
“他是记者。”钟杰提醒罗宾斯。
实际上，罗宾斯前一天就已经认识我了，知道我是记者。
我终于通过了会议室的那扇门。几位年轻学生也趁机跟了进去。
后来，我问罗宾斯，是否可以报道他们的访谈内容。
罗宾斯说，不透露患者姓名就没关系。
他还说，通过媒体的报道，心理治疗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二）
钟杰博士说得对，我确实病了。
研讨会结束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肖泽萍教授要赶去机场。
我搭她的便车回家。
“你比以前憔悴多了。”她说。
她建议我别累着，要多为自己考虑。
她建议我去看看心理医生，去释放压力。
我给她说起我的种种烦恼：
除了报社工作以外，我在攻读博士，有时还参与一些科学传播的公益活动。
所以，常常会觉得累。
优柔寡断，至今没有出手买房，眼见着房价越来越高。
有时比较封闭，最高记录是三天不下楼。
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创伤。
......
至于我的体重嘛，我告诉肖教授：
和女友分手以后，我一直是孤家寡人。
等到以后结婚了，可能会长重一点。
听说很多男人结婚了都会长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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