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地点：山亭水泉尚岩村南龙牙山东峰

立碑年代：清朝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

距今时间：145年

碑文作者：邑庠生阎法棠

多次经过水泉乡的那道东西山谷，也多次想去寻找尚岩村南的摩崖石刻，问过几个人，也大多语焉不详，说不清具体的位置……2017年桃花将开的初春，带着对三十年前青涩桃花的记忆，在走过一道道山川，经过一条条溪水之后，终于寻访上山，找到了龙牙山摩崖石刻。石刻佛像在山峰东壁，面西，共有三佛二力士，三佛端坐中间龛中，两侧各站一力士协侍，与山下省级文物保护碑上的介绍一致。

石壁佛像下有片平地，置有香炉、供台等拜佛设施，太阳能充电的音乐播放器自动播放着经声佛乐，萦绕在那片沉静的山谷中，让寂然入定了成百上千年的石崖古佛似要睁开天眼……

崖下有清碑一通，除碑帽一角缺损外，碑身及碑文基本完好，识读如下：

“龙牙山长升寨敬修佛祖殿碑记：天降丧乱，于斯为盛，毛匪、棍匪既起祸于东南，教匪、黑幅复扰乱于西北，我瞻四方，蹙蹙靡骋，哀我惮人，果何以为生也？于是群处和集相聚而言曰：欲转危为安，非入山不可。然而天作高山，可爰居爰处者，惟龙牙山可为一方之保障。要无人焉，和为整理，不能众志成城，恐则分崩离析。幸堪遗大投艰者，有乡饮马桂X、马XX、徐丕承等筹画于内，四品军功蒋碧川、陈诲、丁振升等勤劳于外，敏勉从事，不敢告劳。寨已成，能御众匪，神默佑暗保群生。今丧乱既平，感神灵之呵护，念山谷之险阻，遂按村出资，整饬庙宇，乃使金座辉煌，远离日月昼桷，超越荡漾云烟，其丰功伟烈，巍乎焕乎，真足勒之金石，播之声诗焉。是为序。”落款“邑庠生阎法棠撰文；美山乡饮王大彦书丹。大清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榴月上浣建立”。碑文顶部有“万善同归”四个大字，碑文左侧则刻有众多捐资参与人员村庄及姓名。

碑文中提到的“毛匪、棍匪、教匪、黑幅”，当是清朝晚期活跃于苏北鲁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中的“长毛”太平军、耍棍子的捻军、白莲教及头裹布条的幅军。对于那段“闹匪”的历史，滕地县志及一些家谱、碑铭上多有记载：民国《续滕县志》记载了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之难”：“四乡烧杀甚惨”，连滕县城都被围困了27天，死于那场匪乱记下确切姓名的就有3900多人！清廷不得不调派曾国藩于同治五年（1866）带兵前来鲁南滕县一带剿匪……该碑文记载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才“丧乱既平”，因此当地百姓集资修庙立碑，感谢神佛护佑……

关于石刻所在的寺庙，保护碑上介绍是“唐朝武德年间此地修建重福寺…明朝正德年间又修建宝峰寺院…清朝晚期修建了佛祖殿…悬崖上有明正德年间的题记”。清版《滕县志.古迹》记载：“重福寺，在牙山，唐武德年建，历宋、金，元至元中僧月涧、善明，明景泰间僧文讲，万历间僧知在重修。”该志“艺文卷”中收录了明朝滕籍进士、明万历版《滕县志》主编王元宾所写《重福寺碑》一文，详细记述了作者于四百多年前实地探访的见闻：“往则见重岭廻合…至岭头得石径焉，有大树数株，盖旧山门也。过则循岭东转，径下临深涧，有僧住涧中，丛木覆盖之，时时于木杪起炊烟。涧浅处为桥，架僧房上。北渡桥则往华严殿路也，东为天王殿，殿内得平地约三亩。又东因崖为台，台高三尺许，台上为大殿，殿西向，如在人左掖间，岭交臂于胸前，以故从外视之无见也。台前有井名龙池，其平地列大木六七章，两揪合抱直上参云，则元僧手植也。殿右因崖为蹬，高十余级，为丈室，众僧居随崖高下结构嵌于岩间，夕阳照之如蜂房，僧如壁中出也……”

然而，对于当地保护碑上所记“此地修建重福寺”的说法，王元宾直系后人、滕州学者王光超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后，认为重福寺并不是建在龙牙山，而是在其北面几公里之外今冯卯镇寺沟村旁的牙山，是山亭文化部门混淆了“龙牙山”和“牙山”的名称，张冠李戴安错了重福寺的位置。网上查到另一篇马运葆先生所写《重福寺考略》一文，也支持了王光超的说法（后附该文）。王光超先生之所以关注重福寺的地址，不光是因他先祖王元宾进士的碑记文章，更是因为王氏始祖曾迁葬重福寺东3公里处的寄宝山（今水泉村北），至今，王光超及王氏族人每年清明节还要到寄宝山祭祖，并新立了祖碑。当年王元宾在他那篇《重福寺碑》文中也记下迁葬一事：“自关中改卜先茔于寄宝山，去此（重福寺）六里，时舍于寺中，从容尽兴，余步寻残碑，剔藓读之，始知创自唐武德间……”并且，王进士对这座庙宇亦是情有独钟，在该文结尾处对当时重福寺方丈智在和尚说：“待尔缮葺丈室，余亦将构精庐于此，结莲社如东林故事，顾不美欤？”由此看出王氏族人四百多年来与重福寺的渊源——难怪王光超先生今天如此认真地寻访调查重福寺的确切位置，这是在对祖先和祖宗负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