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死反抗是一种过时的“节烈”观

 

□ 刘  淼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对妇女的“贞节”是格外看重的。正因为如此，当年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一经出版，国人舆论一片哗然。究其因，无非有二：其一是杨过娶了师父做老婆，打乱了中国五千年以来的道德伦理；其二是杨过娶了师父也就算了，偏偏这个师父被人玷污过，没有了“贞节”，娶了她实在有失大侠风范。当然，这两个观点，只流行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的人宽容多了，甚至有好事者还把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誉为千古绝唱。

 

既然如此，是不是就说明今天的国人，在对待女性的“节烈”问题上，比以前进步了，或者说，“节烈”问题已不再是男女性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某报载，青年女工王某夜班回家，遭遇两蒙面歹徒抢劫，后其中一歹徒见色起意，欲对王某实施强奸，王某不从，拼死反抗，结果歹徒恼羞成怒，挥刀将之杀害。报道到此本应打住，然而，编者却于报道中附言，对王某的反抗行为予以高度赞扬，号召广大妇女面对色狼，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反抗到底。

 

看完这则报道，我忽然想起中学时代于某杂志读过的一著名作家的海外随笔，里面提到这么个故事，已是午夜时分，某美国妇女急事出门，丈夫从昏睡中爬了起来，将太太送至门口，并随手递给太太几个安全套。看到这里，相信许多读者会感到不解，太太出门，又不是去卖淫，随身携带安全套干嘛？原来，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因为当时时间已经很晚，妇女单独出门，有可能遭遇性侵犯，随身携带安全套，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传染艾滋病或其他性病。这实际上体现了丈夫对妻子一种关爱。在丈夫看来，万一传染艾滋病，就等于丢失了性命，没有什么比丢失性命更加宝贵。

 

关于“节烈”，鲁迅先生是这么说的：“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

 

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道德家们将妇女是否“节烈”，上升到了中国是否“得救”的高度。也就是说，只要妇女们都守妇道，都做到了“节烈”二字，中国就不会不会亡国，未来就一定光明灿烂。

 

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国民是否有血性，是否在紧急关头敢于献身有直接的关系，但由此引申到妇女遭遇强暴就必须反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地步，就实在过于牵强了。唤醒国民的血性，用妇女的性命做筹码，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

 

说到底，国人对妇女的“节烈”如此看重，甚至鼓励妇女用性命来捍卫，其真实意图是为了捍卫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独占权与垄断权。在某些男权主义者看来，自己女人的身体，绝对不容许第二个男人侵犯，一旦被侵犯，就等于自己对女人的性专属权受到严重挑战。这样的后果，是颜面丧尽，再也抬不起头做人。这实际上是一种极度专制、自私的表现。尽管从“五四”时期就开始呼唤男女平等，但男女平等的关键之——性关系平等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男女平等能真正平等起来吗？

 

正确的做法，不仅可以效仿上面那位美国丈夫，还可以效仿下面这位小姐，面对强奸，选择屈从，但要果断留下证据，记住强奸者外貌，待事情过后，立即报警。这样，不仅将罪犯最终绳之以法，还能避免类似的悲剧继续上演，何乐而不为呢？

 

文章结尾，我忽然想起杜其峰导演的《大事件》来，当扮演悍匪的任贤齐举枪指向前来抓捕他的警察时，该警察因为枪没有来得及拔出，只好跪下求饶，其形其景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警察没有丝毫的骨气。然而，事后，香港警方并没有给其任何处分，相反，认为当时他的做法非常正确。是的，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加宝贵呢？

                                        2006年7月19日凌晨于株洲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