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司匹林》是一部低成本电影，和动辄就上亿的大电影给人产生的强烈逆反情绪相比，《阿司匹林》更容易让人有看看就看看的无所谓。尽管买票坐在影院里看的观众之少多少让人对这部电影产生些怜悯之情，但实实在在的感动还是有的：一、多少还在讲故事；二、多少还离现实较近；三、几乎没用什么特技。尤其是那饰演李文卿的老潘完全没了该同志在房地产行当的嚣张与狂妄，看着倒也受用。

这部电影的可爱之处实际上是展示了两代人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文化和生存方式的差异和冲撞。李文卿和文静这两个角色的反差给人的震动远大于故事本身。

文静基本上属于张颐武教授所说的那种“尿不湿的一代”，按照张颐武的说法，这一代人“由于生长在中国可以说最丰裕的时代，没有过去的悲情和重负，他们的感情和情绪就没有那么多沉重”，“他们的记忆和思想越来越当下化，越来越留下的一种即时反映的色彩。”（《张颐武：“尿不湿一代”的选择》正义网）。在这代人眼中，神圣的东西所剩无几，他们嘲笑一切“老”的东西，笑他们的规则、思想、行为和语言。甚至连诠释“尿不湿一代”概念的张颐武教授，也被恶笑为“尿得湿，一尿就湿。”所以文静那几段狗撒尿式的爱尽管并非象该电影的影评说得那样法国式浪漫，但因为透着敞亮，所以就有些简单得可爱。

李文卿就是与尿不湿的一代形成了强烈反差的另一代。这一代人（或几代人）是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波”的要求下按中国基本道德要求运行的一代（或几代）。以控制为重要规则，控制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的行为，甚至控制自己的语言。这在传统道德挤压和物质匮乏年代是必要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做到的。而人与人的差异性只有面相、身高、职业等方面的微小差异。他们被“夹着尾巴做人”所要求，也渐渐要求他人“夹着尾巴做人”。具体到李文卿，尽管是海归，但身上明显打上了“控制”的烙印。他有些中产，但还有些苦恼，还会头疼，还有些追求。他善于被小姑娘们利用，也乐于被小姑娘所利用，也利用小姑娘的虚荣。总的说来，改不改正都还是个好同志。在“控制”的药效下，他的爱就没有那么热烈和投入，理由就没有那么充分。正大光明的事儿就弄得有些鬼鬼祟祟，请吃饭鬼鬼祟祟，拉拉手鬼鬼祟祟，活得那么不伸展，不阳光，弄得复杂得可笑。

《阿司匹林》的妙处在于虽无虎头（那是一个冗长拖沓的驴头），但有豹尾。这种渐入佳境在合适的时候适可而止了。倘继续下去，任由观众看一个大半辈子夹着尾巴做人的李文卿与文静激情四射之时突然夹着尾巴做爱，不知要怎么地去倒胃口呢。

2006年2月22日

又：其实夹不夹那尾巴，是要看状态的。一定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式去夹尾巴。不管是尿得湿的一代，还是尿不湿的一代。尿得湿的陈导一激动忘了夹夹尾巴，尿不湿的胡戈一紧张夹住了尾巴，这种不合时宜才有了看头。

这不，老潘玩的就很艺术。现实生活中大放异彩，也就撅着屁股撒欢，电影里需要他夹着尾巴说爱，他就老老实实用一双长毛的老手抚摸着文静，夹着尾巴开始说爱。

    这才是真正的老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