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文学》杂志社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青年作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民族文学》杂志以专刊的形式，分别以4、5、6三期隆重推出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的青年作家和作品，这恐怕是首次，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没有过的。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学工作者，我感的欣喜，同时感谢《民族文学》杂志，也祝贺这些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国开始到现在，一大批的少数民族作家，比如满族的老舍、蒙古族的玛拉沁夫、回族的张承志、藏族的阿来、扎西达娃，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等等，这些作家或者曾经主导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比如老舍和张承志，或者至少与汉族作家相比肩，比如玛拉沁夫、阿来、吉狄马加、还有今天在座的扎西达娃和叶梅等。记得5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曾登载过这样一篇文章《不要把我们捧得太高了》，作者就是刚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小说《草原上的人们》的玛拉沁夫，他当时也就20岁出头，他是代表当时国内年轻的一批作家发出这一倡议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是与汉族作家或者说是和中国主流的一线的作家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或者说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有几位能够达到这种影响，特别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少数民族作家，包括70后和80后，距离越拉越大，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虽然国家一直在重视民族文学的扶植工作，但是少数民族作家和创作确实在边缘化，这当然和整个中国文学在经济大潮的席卷下的边缘化是一体的。

    我不想推究其中复杂的各种原因，我只想说说作家自身的问题。

    1、对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应该有自豪感和自信心。

    2、很多作家对自己民族身份和归属感焦虑的缺乏。

    3、民族文学不应只停留在歌功颂德或怀旧的迷梦之中，无法反省自身的问题以及面对各种新的矛盾。

    我最近读了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文学对话录《行话》，其中他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辛格的对话很有意思。波兰有个作家舒尔茨，国内最近翻译出版了他的小说集《鳄鱼街》。他是个犹太人，他没有用本民族的依地语言（希伯来字母）写作，而是用波兰语写作。辛格却用依地语写作，因为他虽然也会波兰语，但是据说带口音，而且他感觉波兰语不像依地语那样亲切，所以他选择了依地语。

    卡夫卡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根的人，他是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所以三个人相比，卡夫卡的同化程度更高，但是三个人中卡夫卡被公认是成就最更高的，或者说他是超越民族的。所以，用什么语言写作，对一个大作家来说可能无关紧要。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分析卡夫卡的写作时曾说：“卡夫卡成了一条死胡同的标志，这条死胡同阻止布拉格的犹太人接近写作，把他们的文学变成了不可能性——写作的不可能性，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性，以其他方式写作的不可能性。写作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不稳定的或者受压制的民族意识必然要通过文学手段得以存在。不用德语写作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布拉格的犹太人感到在他们与原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域之间有一段不可缩减的距离。用德语写作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德国人口自身的解域化，（注：解域其实就是少数族裔对其所身处的大族语言的越界、改造和生成的过程）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族裔讲一种与大众相隔绝的语言，如‘论文语言’或人造语言。对于那些既是这个少数族裔的一部分，同时又被排除出去的犹太人来说就更加真实，就仿佛‘从德国人的摇篮里偷走孩子的吉卜塞人一样’”。

    这段话有些费解，我的理解就是说“布拉格的德语”适合生活在布拉格的少数族裔人使用。比如讲英语的美国黑人，他们的英语已经被解域，或者说已经不是真正的美国白人使用的英语了。在后殖民理论里，有母语和父语之分，本土语言是母语，而殖民者的语言则是父语。我把这个概念移植转用到这里，就是少数民族语言是母语，汉语是父语，这样说是否恰当需要讨论，但是它对我们理解在汉语文化环境中生长的少数族裔作家来说，是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应该怎么使用汉语，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母语。我非常希望他们像卡夫卡从德国人的摇篮里偷走孩子一样，也从汉语的摇篮里偷走他们的孩子。

    我对能用两种语言创作的作家，比如蒙汉、藏汉等，充满敬意。因为在这种过程中，作家可以吸收两个语言中最美最准确的言辞来表达自己。赫塔·米勒在诺贝尔获奖词中曾说：“在我老家巴纳特的德语方言里，‘眼泪’这个词听起来就像罗马尼亚语中的‘火车’，所以火车车厢在铁轨上磨出的尖利声音总是让我听起来像是哭泣。”她还说：“罗马尼亚语中‘手绢’这个词就是‘绢’，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罗马尼亚语多么有感悟性，可以让它的词汇直指事物的核心。”她最后说：“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汇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

    虽然这些作家感知有时候是分裂的，但是他们有“双重视界”，他们操着双语，有两种文化的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都市文化，又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可以游离于两者之外。

    本雅明说：“语言自身包含了引起情感回响的隐喻、知识和联想的沉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就可能有所发现和启示。”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看完这3期杂志，感慨很多。虽然我是蒙古人，按道理应该更关注蒙古族80后专号，但是说心里话，我最喜欢的却是两位藏族作家的小说，尼玛潘多的《城市的门》和拉先加的《影子中的人生》。《城市的门》写一个乡下的藏族女性，她怀着孩子，来到城市寻找孩子他爸的故事。我感觉她的寻找的过程也是她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她由寻找，到开始乞讨维持生存以期待孩子的降生，然后是忘记寻找，只想留下来感恩收留她们母子的人，之后就是憧憬着如何把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一切行为都是出自女性的本能，或者说是一种非常朴实的生存意识。她的伦理和逻辑很简单，孩子要有父亲，人家对我有恩我必须报答，孩子出生了，我就要把他抚养成人，哪怕他的父亲是个无赖。小说里写道：“多吉的脸也不再时常浮现，渴望见到多吉的愿望也不强烈，对他的恨意好象也在冲淡，相反，当腹中的胎儿轻轻地踢着她，她就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亲切的，爱怜的，好象它在用踢的方式撒娇地告诉她，我要吃饭。”这一段让我想起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那个怀抱着自己肚子的孕妇，看着墓碑上刻的字，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想象着将来如何让孩子认字，非常让人感动。在《城市的门》女主人公的想象中，城市是个猛兽，但是她没有将小说纠缠在乡村与城市的矛盾上，而是让她一步步体验和接受着城市的一切，哪怕城市的门有一天会向她关闭，她也要试图在横在她与这个世界的墙上凿一扇门。这是一个善良的对生活充满乐观坦荡执着的女性，也许以城市为象征的这个世界注定不会给她一扇门，但是她的勇气和信念让我感动。

   《影子中的人生》出自70年代末出生作家的手，而且是用藏文写作，让我非常的意外。小说的写法有些荒诞，也非常的现代。他通过一个年轻人与影子的关系，表达了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影子是自我的返照，也是另一个自我，他借助模仿各种影子的游戏，表达自己的感悟，影子也是他认识世界认识他人的一种方法，人离不开影子，甚至他的妻子也是影子赐予他的。

    另外，小说还有对权威的反抗和对自己民族的反省。这一点非常可贵。我不懂藏语，我很惊奇古老的藏语可以写出这么现代又充满象征意义的小说来。联想到扎西达娃、阿来、还有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次仁罗布，我发现藏语也许是最适合写小说的语言，就像蒙古语最适合写诗歌一样。

    德乾旺姆的《轮》也不错，文字的密度很大，给阅读者提供了值得让人期待的障碍和，陌生化感觉。

    看了蒙古族80后专号。让我很纠结。先看小说的题目：《稚凤清声》《情缘》《那年夏天》《片片枫叶情》《503号宿舍》《我的女老板》，如果不看作者的蒙古署名，我真以为是汉族作家80后的专号。只有《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像是蒙古作家的作品。看了这些作品的内容也恰恰印证了他们的题目，让我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80后的蒙古孩子真的生活好了，我为他们高兴，不会像我小时候为了一顿白灿灿的大米饭而兴奋，为了穿一双两样鞋而尴尬。但是我确实为他们担心，萨日娜的小说《情缘》有一句话：“蒙古族孩子自己嫌弃自己的语言，不学母语，那我们蒙古人的未来怎么办？我们不能淘汰自己，民族的明天全靠他们。”我不强求城市蒙古人的后代要学蒙古语，但是我希望他们能站在蒙古人的立场上和身份写作，而不是模糊甚至逃离自己的归属。除非你是卡夫卡，你可以为整个人类写作，但是在目前我所看到的这些小说里，我看不出这种可能来。

    《片片枫叶情》在叙述上是比较成熟的作品，有一定的想象力。小说将地点放在了上海这个最现代化的都市中，写了上海女人与蒙古男人的故事。女人与男人的情感，蒙古人与汉人的交融，大都市与草原文化的碰撞，都市、商场、名牌、时尚、女人、男人，各种时髦元素在这篇小说里都可以找到，但是它缺少一种像《城市的门》中那种感人的让人心灵涤荡和对人生的朴素的或者深邃的独特的东西。

    《稚凤清声》也没有给我新的认识，它不过是两代人的冲突与和解。这篇小说应该写的更好。

    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一篇散文，照日格图的《怀念一垛草》。它通过打草与草垛将故事穿起来，表现蒙古人质朴真实的生活和命运。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细节让我感动。它既让我们了解了草原秋季的景象，又让我们细致地看到了在打草的劳动中牧人的生活。它是生活的记录和写真。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知道绿色的草场、穿着光鲜的蒙古袍的牧民，还有像盆景一样的不真实的旅游点，所以真实逼真的生活才会让我们新奇和感动，而其中蕴涵的纯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存经验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诗歌我都喜欢，比如《忽必烈狩猎》《母亲，请谅解我在子夜开灯写诗》《不羁的心》等。所以我一直认为，蒙古族是诗歌的民族。“佩上弓箭，跨上征骑，带领九名侍从，忽必烈昂然狩猎，旷野不再苍茫，铁骑踏过葱茏，是否有蚊蝇纷飞，马尾甩动淡淡的秋意。”——我可以想象，这首诗歌如果用蒙古语朗诵，将是多么优美和有气魄。

    维吾尔青年作家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有《苹果树下的梦》《迷雾》和《白蝴蝶，黑蝴蝶》，诗歌中买买提的《清晨独白》很好。

    我曾经在一篇叫《怀疑主义者、“外星人”与尴尬的一代》（《文艺报》2010年2月5日）文章中说80后的作家是“外星人”，这其实是我阅读了一些汉族作家，如张悦然等作家的作品之后的感慨，他们确实有与前辈作家不同的地方，同时“外星人”也是我对80后以及更年轻作家的期待，我希望他们写出不一样的东西来，超越前人。但是真正让我触动的作家和作品着实不多，我们的很多评论家对此给出了非常可笑的理由，他们还小，还是孩子。刚才说了当年玛拉沁夫写《草原上的人们》的时候21岁，浩然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的时候24岁，王安忆是在25岁出版了她的处女作《雨，沙沙沙》，余华的成名作《18岁出门远行》发表的时候也不过26岁。

    所以我们有义务向80后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80后们也应该给自己制定更高的标准和目标。我借用玛拉沁夫的文章《不要把我们捧得太高了》，以他们的口吻，向呵护80后的文学界呼吁“不要把我看的太小了”。

    最后我引述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们——“写作就是发现自己未开发的地方，自己的方言，自己的第三世界，自己的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