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中国遇冷

    《杜马岛》上架了，《失落的密符》也出了。丹·布朗和斯蒂芬·金，这两个名字再次同时闪入人们的眼球。同为美国大师级的畅销作家，写的都是惊悚题材，再加上如此接近的新书出版时间，连责任编辑都是吴文娟都是一个人，所以被比较是在所难免的。

    吴文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文坛新贵来形容丹·布朗：凭借《达·芬奇密码》一书迅速蹿红，几乎同时得到全球认同。“他的惊悚小说令人耳目一新，不仅情节险象环生，还涉及一些争议问题，同时添加些时尚、前端的高科技元素，使作品读来既紧张又兴奋，极有快感”。比如新书《失落的秘符》，就运用了意念元素。人的意志和客观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样的话题很容易激起读者兴趣。“他不仅是在说故事，还把读者带入故事情境和历史中，一起破解谜题，逼近真相”。相比较而言，斯蒂芬·金虽然没有添加多少时尚元素，却有着令人赞叹的想像力。“他不仅是个说故事的高手，而且文字叙述、人物塑造、心理描写都极为讲究”，吴文娟觉得斯蒂芬·金已经超出了一般通俗作家的范畴。

    “就在中国的情况来看，丹·布朗的读者群更广大”。相比较丹·布朗的全球通吃，斯蒂芬·金的小说则是地道的美国口味。小说里面会有大量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符号，这些对中国读者会稍得有些隔膜。另外，斯蒂芬·金的小说更偏向严肃文学，连专司研究恐怖文化的评论家兴安在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斯蒂芬·金的写作技巧决不比国内一些所谓“先锋小说”差，思想甚至高于纯文学作家。“就像讲故事，他不仅要把故事讲完，而且非常讲究方式、角度和过程，这也注定了追他的中国的读者会相对小众一些”。所以，这位每部小说发行量都在100万册以上的巅峰作家，却未能带给中国出版商一丝惊喜。大多被扔进中国书市的斯蒂芬·金小说，几乎都没有声响。《肖申克的救赎》首印仅两万，却已是一个极高的数字。不过，吴文娟也指出斯蒂芬·金的书迷忠诚度会非常高，而且这个人群数量在持续增长。所以这次新书《杜马岛》的发行，吴文娟就将更多的希望寄予他们。

    这种水土不服的现象不独发生在斯蒂芬·金身上，事实上，目前很多最著名的欧美惊悚小说作家，在中国书市的境遇都不好，比如以法律惊悚小说见长的约翰·格里沙姆……。甚至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同名电影的宣传造势，加上涉及宗教问题的持续争论等全球媒体效应，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在中国的销量“不会比斯蒂芬·金好到哪里去。”

         生活好了，恐怖才会到

    “生活好了，恐怖来了”，兴安曾用这句名言来解释恐怖小说流行的原因。 “当生活状态好了，担心的东西就多了，害怕好的生活会失去，所以就会把可能遇到情景预示出来，好有所准备，不至于情况来临时被摧毁。”兴安告诉记者，对于在生活水平线之下的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恐怖，也就不会看恐怖小说了。”

    兴安认为恐怖小说是一门学问，它在西方的历史有近2百年了。起初的主题主要是吸血鬼、僵尸、人狼等等，后来才发展到了今天非常完善的现代恐怖小说。事实上，直到2000年，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恐怖小说（兴安策划、丁天作品《脸》）才得以问世。这部小说探讨死亡意义，挖掘人心阴暗，更接近西方当代惊悚小说。兴安认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是没有具像的恐怖形象的。中国人更讲究现世的生活，所以，现今的恐怖小说主题也转向犯罪、侦破等与己有关的因素，大家甚至开始用悬疑小说来替代恐怖小说的称呼。

    除此之外，恐怖小说对智力要求很高，西方作家逻辑推理性强，而这正是中国作家普遍的弱点。“恐怖小说在中国发展的十年，过关的恐怖小说不会超过10部”。兴安认为这种智力不仅是对作家一面，同样也是对读者的要求。中国的恐怖小说读者层次不如美国，宗教、心理知识……对于高智商的相关知识门槛，所以，可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读恐怖小说是一种障碍。

           中国有恐怖小说，但没有恐怖文化

    “传统的中国文学本来没有恐怖小说这个概念，只有相对简单的鬼故事，比如《聊斋》”，兴安指出中国鬼神文化始于《易经》和《山海经》，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从文化正统上割断了恐怖文化在中国求取发展的可能。所以，在中国，恐怖文化只能是在民间隐秘发展，无法等大雅之堂。《聊斋志异》便为一例，作者蒲松龄对这本大作的态度是不自信，甚至羞于拿予人看。“因为这种鬼神故事是与正统的佛、道、儒文化相悖的”，兴安解释道。

    因此，莲蓬（最大的华文玄异恐怖文学论坛——“莲蓬鬼话”的创始人）有理由认为，中国恐怖小说的真正源头在于网络。正是BBS萌生了中国恐怖小说的雏形——“鬼故事”。“虽然这些作品无论从技巧或是内容，都远远不能和恐怖小说相比拟，却也产生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无法否认的是，‘鬼故事’培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恐怖小说读者，为后来巨大的恐怖小说市场打下基础”。

    2006年，兴安曾做了一个统计，当年正式出版的国内恐怖悬疑类文学作品大约50多种，周德东、鬼古女、蔡骏等名家新作都销量不薄。而《鬼吹灯》的畅销更是鼓舞人心，这匹黑马一经出版便攀上了销售排行榜。漫画、电影、游戏……至今的衍生收益已超千万。所以，当时的兴安还对中国的恐怖小说前景充满乐观，而今，一切看起来更像是昙花一现。蔡骏自称《人间》将是其出版的“最后一部悬疑作品”，甚至连中国恐怖电影第一人——阿甘也得出了“恐怖片在中国没有出路”的结论，转而投向恶搞电影《大电影之数百亿》。

    而之前的鬼神故事，在现今的出版中又出现了问题。国家的书刊检查中严禁鬼神的出现，恐怖的主角必须是人。鬼神没有继续，新的恐惧形象又未诞生，中国的恐怖传统，在城市化之后，出现了断层。所以，不得不承认是：就算恐怖小说不断涌出，但真正意义上的恐怖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往往是风一起，便落入沉寂。

    几年前，《达·芬奇密码》热销后，中国曾出现了一批忠实的模仿者和拥趸，作品中无不充斥着“绘画”和“密码”之类的道具，并乐此不疲。“难道我们的小说里除了精神分裂、心理暗示、催眠、梦游以及招魂术之外，就没有别的可写了么？”兴安质疑道，“西方的恐怖小说只是我们写作的一个标杆，不应该是批量生产的模子”。更何况，西方的恐怖小说，在中国，从未流行过。 

                                          （文/江叶婵，原载《北京青年周刊》2010年1月7日，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