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文学的怀疑主义者，思想废墟的拾垃圾人

    胡野秋：因为现在中学生的购买力是花父母的钱也方便。我觉得咱们五·一不多谈恐怖了，回到你当年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大展。你曾经在国内最早提出这样一个年代关系，现在很多人都在说70后、80后、甚至90后现在也开始提了，你最早提出60后，把六十年代出生的的作家作品拿出来联展，这个举措当时在国内很多人就觉得耳目一新，用代际来研究作家，那么你认为六十年代这些作家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兴安：其实“60后”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绝对不是，我也许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与者。

    胡野秋：那是谁，谁提出来的？

    兴安：这个很难说。有人说是《青年文学》杂志的总编辑李师东提出来的，也有人说是某个评论家提出来的。

    胡野秋：找不到主了。那咱们就不追究是谁了，你觉得六十年代这批作家有什么异同？

    兴安：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果谈他们的特点，我觉得必须跟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做一个比较，我觉得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作家，他们虽然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一段历史，比如“文革”，他们受到深重的创伤，但是他们骨子里的世界观我认为还是相当完整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也还是相对清晰的，充满了激情，到了六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我觉得他们是在“文革”的废墟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胡野秋：我就是从这个废墟里爬出来的？

    兴安：对，所以童年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童年的创伤性记忆。所以他们的小说至少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基本上是以童年这个视角来认知世界的，他们眼前是一个政治的信仰的激情的大废墟，一个破碎了的世界，一个断裂了的历史，从这个起点来进行写作，他们就成了真正的怀疑主义者。所以他们也比以往的作家更自我，更关注欲望，也更个人化。

    胡野秋：上次我和北京的另外一个作家写《闪开吧，让我歌唱80年代》的张立宪对话，他说他写的实际上就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跟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认为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他们身上有一种所谓的浪漫主义或者是激情燃烧的一种尾声，这一批人他们的这一种精神气质对他们的作品你觉得影响大吗、有多大？

    兴安：当然，如果说60后、70后到80后，精神气质更浓的当然是60后，所谓精神气质，或者说前辈作家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质我觉得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当然这种影响多数时候又是以反叛的方式出现的。比如同样是写“知青”，60后作家韩东（《下放地》《扎根》）、李洱（《鬼子进村》）与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绝对是天壤之别。还有，当时刚刚思想解放，国外的一些文学和思潮，小说家的作品，引入中国，这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我觉得非常深刻。

    胡野秋：受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影响？你能点评几个作家吗？就是这个年代的作家？

                                                                作家余华

    兴安：对，影响是空前的。韩东就曾感叹：对我们来说，海明威要比吴敬梓离我们更近。60年代出生的作家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余华我觉得基本都不用说了，他多半是借助童年的视角，表现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残忍，他通过一种颠覆性的语言表现那个时代的异化和荒诞，从他的《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后来的《兄弟》，我觉得他的艺术思想是始终如一的。而苏童他更多的是用一种哀伤的调子记录着自己童年的历史，同时又恢复和猜测着更久远的自己的前历史。格非则借助语言和形式怀疑并且重新构建了一个迷宫式的文学世界。还有徐坤，她用“女权主义”和王朔式的幽默与反讽，表现城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荒诞和迷失。还有就是千夫长，他是一蒙古族作家，居住在深圳，他通过对童年的追朔来表现他梦幻中的、回忆中的出生地——几千里之外的边地草原。

                                                       作家格非

    胡野秋：我觉得千夫长有一句话叫“精神废墟”，他也是活在他早年的生活记忆中。

    兴安：对，看他的《长调》，再去看他所描述的草原，你会很失落，现在可能根本已经找不到那样的绿色和草地了，那只是他童年回忆中的草原，或者说是他魂牵梦绕中的草原，因为这个草原已经不复存在了，至少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已经破碎了。

    胡野秋：谈到六十年代这一批人，你刚才有一个关健词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叫“废墟”，因为我就是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所以我的很多童年记忆实际上是破碎的，有很多真的是在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记忆，但是我觉得你在搞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大展以后，你迅速关注另外一个群体，我觉得好像就是80后，70后好像你也关注过，但是你没有去像对待60后那样去这么集中的关注70后，你迅速的对80后产生了兴趣，你觉得80后这些作家的有什么特点？

                        80后：我们没有见过的“外星人”

    兴安：80后的作家，我形容他们是“外星人”，我们用常理或者用传统文学理念是很难把握他们的，无论是写作还是为人。我在写张悦然的《誓鸟》的一篇评论里，就说她写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人”，这可能是夸张，但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他们这一代是在商业大潮这个环境下疯长起来的，而且他们一出生就可以接受最完整的，或者是最全面的各种门类的知识，并且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精神和知识匮乏之极，十几岁才真正接触了这个世界最好的文学营养，记的我为了买一本巴尔扎克的《葛朗台》，竟然要早晨8点钟去到书店门口排队。

    胡野秋：《古文观止》我就是排了一整夜队才买到的。

    兴安：所以，我经常嫉妒他们，我常跟他们说：不靠谱的80后，这不是贬义词，不靠谱地写小说也许才能写出独特的小说。

胡野秋：太幸福了，也许那个谱也没有必要去靠。

兴安：但是为人还是应该靠谱的，这是我对80后的忠告。他们经常说：我不会对我之外的任何人负责。这从做人上是挺可怕的。

胡野秋：哈，对对。

                                                          作家张悦然

    兴安：80后里面，张悦然这个作家我是一直关注的，因为我们也是朋友，包括那个《誓鸟》我也写过评论。前两年北京大学的邵燕君写过一本书《“美女文学”现象研究》，说韩寒属于另类的、叛逆的，郭敬明属于奇思异想的，而把张悦然称为“玉女作家”，我觉得是非常错误，张悦然的小说对女性、对自我、对身体的认识和理解，带有很多生冷孤傲的东西，而这种生冷孤傲，又让她归结于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誓鸟》里面一个女孩春迟在南洋为了等她心目中的男人，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她只能通过触觉和心灵的感悟来寻找，寻找那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或者根本不存在的男人。寻找和漂泊构成了小说悲剧的主题。

    胡野秋：这个行为很奇怪。

    兴安：实际上她是通过自虐的方式，或者一种牺牲的姿态来面对和感化这个所谓的男权社会。我特别要提一下她在《青年文学》上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少儿不易》，就是写一个女孩20多岁了，是一个侏儒，形体和面容跟8岁的孩子一样，她无法像大人一样正常地生活和恋爱，别人甚至做爱都不回避她，觉得她是一个小孩。她非常痛苦，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她每天站在村口，等待人贩子来把她拐走，然后卖给一个人家。他觉得，有人买我，就说明我有用。她通过这种受难的方式，来表达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诘和超越，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胡野秋：当然我觉得从她的经历来看，因为张悦然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应该没有这么多的体验，这种想象你觉得来源于什么？

    兴安：应该是她自我的情感和心理的自然流露吧？她最近搞了一套主题书，叫《鲤》，已经出了四本，主题分别是孤独、嫉妒、谎言、暧昧。其中有一篇叫《自残》的文章，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自传，写她割腕，过程写的非常详细、冷静和坦然，那种奇妙的体验令人震惊，她看着鲜血从皮肤上流过感觉自己很纯洁，她会想到有一个灵魂住在血管里，也许会从这个伤口里走出来。她说这是她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一种本能的孤独感吧。因为80后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孤独我觉得是80后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还有嫉妒，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任何另外一个人他们都必须嫉妒，而暧昧可能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谎言则或许是他们创作和观察处理事物的艺术手段。这几个主题可能也正好契合了80后的写作和心理的状态。

                                          这个画很像《自残》里的女孩子             

    胡野秋：现在80后在商业的包装下发展的都挺好，而且前段有一个趋势，就像你刚才说张悦然办《鲤》，郭敬明办《最小说》，据说韩寒现在也在办一个杂志，现在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么这种趋势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作家正在全面进入一个文学生产的商业化的机制，从过去的纯粹的写作进入了商业性的批量生产，你觉得这种趋势是值得忧虑呢还是高兴？

    兴安：我觉得张悦然他们做的还好，因为出版社当时要求每一期里必须要有她的一篇作品出现，这应该也能促进了她的写作吧。当然，我觉得80后这些作者，他们不可能回避自己的商业价值因素，他们面临市场的各种诱惑，还有书商和出版社的诱惑，他们需要过与我们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更体面的更有生气的生活，这个我辈或许无法理解。           

    胡野秋：但是跟国外的发展，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同，外国作家只管写作，但是中国的作家不光要靠稿费挣钱，还要去做一个书商，那么这样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

    兴安：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或者说用传统的文学观点来说是肯定会使他们退步的，但是也难说。

    胡野秋：因为你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多，比如张悦然，你跟他们接触当中，他们对他们的现状满意么？有没有商业影响的担心？

    兴安：都有，但是刚才我说了，他们是外星人，也许他们的脑子会分成两半，一半写作，一半经营。

    胡野秋：外星人的思维方式好操作一点？

    兴安：对，其实这种方式也好，因为通过对图书的编辑和经营，他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进入社会，因为你出书你就要跟编辑打交道，甚至跟印刷厂打交道，这也是年轻作家接触社会体验人生的一种特殊方式吧，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坏处，这样总比那些写书挣了钱之后，就辞去工职，每天关在家里杜撰小说好多了。

（待续）     

                                                         (已发《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