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1日，作家林斤澜走了。今天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我几乎是最后一个走进灵堂和林老做最后的告别的，所以我有时间多看了他一眼，把一朵黄灿灿的菊花轻轻放在他的身边。

    林老是那种即使离开也不让人相信他真的离去的人，他的笑声是独一无二的，满含着达观、幽默、健康、机智、深邃和神秘。而且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甚至思想深处。当工作人员将林老的脸用党旗盖住准备火化的那一刹那，有人哭着惊叫道：看，他还在笑呢。可当我看时，他已经被那冰冷的棺盖永远地和我们隔离了。我想，如果林老真的笑了，那一定是他最后对尘世的一丝嘲笑。回来的路上，有朋友说：林老终于可以和他最好的文友汪曾祺老在天堂里一起喝酒聊天了。我相信这真的有可能。

    林老曾任《北京文学》的主编（1986年至1989年），我作为他的手下有幸多次聆听他的教诲。那个我常引用的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对比恐怖梦的逸事就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记得有一回，我去当时他在西便门的家里聊天，他非常高兴，拿出一瓶马爹利酒，给我足足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我们畅谈文学、人生，还有那些难得的文坛趣事。喝的非常尽兴。我喜欢听林老讲话，林老也喜欢我这个听者。后来我陪他去过湖北讲课，爬过武当山，还与他一起登过泰山。当我翻开20年前的旧相册，那些往事和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1999年我离开《北京文学》后与他逐渐联络少了，但在一些文学的聚会上还能经常听到他那独一无二的笑声，他对我的关注和关怀依然让我感动。去年，我主持编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厚重的一大本。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最漂亮的一本书，老人家非常高兴，可惜因为那天有事我没能亲自把书送到老人手里，后来也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一次，这成了我终生的一个遗憾。

    在告别会上放的是一首国外的歌曲，我一时没想起来是哪一首，是男中音，非常的抒情、深远，这使我想起当年汪老的告别会上，放的是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我想这两首曲子应该都是两位老人生前最喜欢的音乐，两位老人以各自的乐观方式，拒绝了哀乐，在音乐的选择上达到了默契，从而也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刻。

    当天我又巧遇参加告别会的安徽作家苏北、汪曾祺先生的儿子和女儿汪朗、汪朝等，以及《北京文学》的王童。我们用饮酒畅谈的方式追思了林老和汪老一生中最美妙有趣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