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的小说一直都在变化中，不变的是她的语言和她用文字把握现实的能力。八十年代看王蒙的小说，常常惊叹他捕捉现实的才能，在我们看来极其普通的事件或者生活表层，进入他的小说就变得有趣、自如而富有深意，这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掌控的功力。徐坤的小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王蒙有共通或者传承之处。

   《野草根》（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写了两代女性在不同的时代所呈现的不同的命运。虽然作家书写的是底层社会的艰辛，而真正的指涉却是对女性命运的关照。小说从“知青时代”的疯狂，写到“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再到最当下中国社会的全面市场化。政治与金钱，随着时代的不同，它延伸的权力内涵也在发生着转移或重叠，但是父权意义的本质却没有改变，只是更加暧昧和无所不在。

    母亲在爱情与婚姻中的失败，以至青春夭折，与女儿投入一个可以做自己父亲的老板的怀抱。两者虽然命运不可同日，但是最终的归宿却是相似的。在小说看来，无论什么时代，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尤其是深处底层的女人。从这一点来说，女儿相较母亲是幸运还是不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儿心甘情愿地认同了金钱所聚集的权力给予她的不平等的归属感。

    或许在徐坤看来，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奢侈的辞藻，至少在小说中，女人始终与爱无缘，或者说在所谓父权社会，爱根本就不存在，它已经被这个社会的权力所完全扭曲、腐蚀、遮蔽和挤占。在无法平等的社会和关系中，男女之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有的只是占有、或者残缺父爱的一种剩余或补偿。

    如果说《野草根》是政治与金钱为主导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的一支悲哀挽歌。那么《杏林春暖》（《小说月报·原创版》2007年第1期）则是徐坤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父权社会的一次围剿和复仇。民生，一个“北漂”诗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蜕变成除了不写诗了几乎什么行当都干过的男人。美惠，一个孀居多年的富婆，在父权象征的老丈夫死后，兴趣开始转向那些小自己许多的帅哥。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的相遇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情感或性的狩猎行为，男人一般或者本应是处于主导的位置。而这种“姐弟恋”的模式却使狩猎过程的主角和配角的角色发生了置换。男人成了被围捕的猎物，而女人是追捕的猎手。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角色置换说成是作者的想象，一种女权主义的文本实验。小说的高潮点是由民生下决心走入一家叫杏林春暖的男性医院割包皮开始的，而这仅仅是因为美惠的也许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引起。我们可以把他这种近似自残的行为归结为对美惠的义举，也可以把它认为是男人对女性的肉体的暂时性的屈服，但是这种象征性的阉割却使美惠获得心理的满足感和莫名的冲动或感动。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女权主义者们对男根文化所代表的父权主义传统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及历史演变。

    但是，正如小说中所揭示的，民生毕竟是个“野生”的猎物，即使被“圈养”起来，也无法改变他的动物习性，这其实是作家对男人根深蒂固的认知。在作家眼里，男人不过是工具，即使偶尔被感动一下，那也是对工具的感动。而民生终究不是或者说不想成为工具，尽管他“吃软饭”，他依然会喜新厌旧，给鼻子上脸。“圈养”的猎物终于冲破了圈笼，还有了“小蜜”。而美惠，借用奥地利哲学家魏宁格的话说，本质上其实是个“母性型”的女人。（魏宁格在他23岁时的著作《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该书将女人分为妓女型和母性型。）她感动并收留民生是如此，而最后抛弃他，专注于她与民生生的女儿更是如此。如果说美惠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妓女型”的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她完全恢复了“母性”的本能，她全身心地投入女儿的哺育，并坚决地守护着自己将要被民生（已经没用的男人）分割的巨额财产。一场狩猎游戏式的情感或者性的追逐，最后演变成一场男人与女人权力角逐的阴谋和战争。这是小说对现实中男人与女人关系的最终注脚和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于以民生为代表的男人们进行了透彻而又绝情的讽刺与嘲弄，它从心理、行为和身体等各个方面下手，嘻笑怒骂中，几乎是扯下了男人最后的一块遮羞布，让他们，也许是我们所有男人都无地自容。我们暂且将之归结为是让女权主义者大快人心的一种虚构和想象，但是如此地作践男人，似乎在近期的国内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我还未曾领略，就算这是女权主义者们的一相情愿，但它足以让我们明白“她们”对男人或者父权社会的不可调解的血海深仇。

                                （此文已发《北京青年报》200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