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圈里，徐坤应该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其实说朋友可能都见外,应该叫哥们儿。他正在热销的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小时》里有一段写她与三个男女在北京大学的尼斯酒吧聊到凌晨，那其中就有我，当然还有北京的另一徐，徐小斌，还有经现在的李大师——敬泽。当年我们好象着了魔似地经常在城北一带活动，泡吧、搓饭、聚会，并共同设宴款待八方来的文友，以至被有些人斥为北京文坛的“死党”，既羡慕，又挤不进来。——那真是一段疯狂而又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

    后来，这样的时光好象突然停止，因为坤儿的婚姻受到一次大的挫折——这个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小时》有些记载——加上她又考了博士。我也因为离开《北京文学》做了图书策划人，忙得四脚朝天。我们见面的机会相对少了，只偶尔在朋友的饭局上，在她给我发送的恶作剧般的手机短信息中，感觉我们情义的存在。说到短信息，有两件既让我窝火，又让我感动的小事，其一是：“你的手机已经被一种新的手机病毒感染，请你将手机用力往地上摔，用力摔。”我有点疑惑，我听过这种恶作剧，但坤儿好像从来没搞过这种小动作呀，我把电话打过去，可她已经把手机关了。没办法我只好把病毒再传给别人，才算睡了个安稳觉。还有一次也是深夜，她给我的信息是：明天沙尘暴，爬山活动取消。我纳闷，没人通知我明天爬山呀，我打过电话去，这回她没关机，她说确有其事，她每个人都发了通知，感觉我也应该去，又怕我没通知到，一个人去吃沙土，就发给我了。我听了是又好笑是又感动。

    我的办公室里有两件坤儿送我的东西，一个是她和赵凝从贵州带来的蜡染布，上面是一个艺术的女人体，她说这是投我所好，我哈哈一笑就把它盖在我的苹果电脑上了，谁知不久电脑就坏了，怎么修也修不好，真邪了门了，真不知道她是什么用心。另一个是她去爱尔兰给我带的作家乔伊斯的石膏版画像。我把它挂在办公桌前。我知道乔伊斯是坤儿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为此她还在《青年文学》上写了一篇文章，而我也因为这张画像，第3次读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两个礼物，两种不同的结果：“美女”让我的电脑尝了不小的苦头，“乔伊斯”则让我的大脑重新体验了一次一个艺术家的伟大的心灵之旅。

    又好久没和坤儿见面了，明天拉上一帮人到‘尼斯去’，聊它个通宵。

                    　　　　    （此文发表于《楚天都市报》２００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