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同学电话，大学时的室友郑福荣因患淋巴癌在福州去世了。

他患病的消息一个多月前就得知了。那时，在广州的好几个同学约好去福州看望他，我也准备去的，不巧要去北京出差，错过了。

那天他们在福州聚会时，我打电话过去，和福荣聊了一会，也就是问问病情，说些大学时的笑话，宽慰他一下。他那天刚从医院出来，做了一次化疗，自己感觉还可以。我在电话里也听得出他的情绪还不错。医生说治疗有进展，加上多年不见的同学一起来看他，他自然比较开心。电话里，我和他约定，等空闲一点时，我再去福州看他。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福荣和大家已是阴阳相隔。那错过的一面，已经永远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很多事情，我们总说下次，但生活的意外会让很多下次和以后变得永远不可出现。对“现在”的敷衍，“未来”会在你最没有准备的时候报复你。

福荣和我是大学4年的室友。刚进校的时候住的是大宿舍，共有10个人，按年龄排下来，他排第七，我排第五（伍郎的外号就是那时候叫起来的）。那时学的是气象，经常要放探空气球，然后报出气球的坐标数字。为防止听错，数字都是按电台通信联系的念法，七就是拐，所以福荣的外号就成了老拐。

这个词我念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因为在湖北方言里，老拐是指一类特殊的人，大意是说一个人精明，甚至喜欢忽悠人，行事不依常理。虽然是贬义，但也隐含佩服之意。

不过，郑老拐可一点不是这样的人。他总是笑脸对人，喜欢集体活动，爱看电影和跳舞，会直截了当表现出对美女的喜爱，有点小资情调，和宿舍另一位最小资的“舞蹈明星”最臭味相投。

后来宿舍搬家，重新组合后的6人宿舍里，我和他还是室友，一直持续4年。

大学宿舍里的生活单调又丰富，简单的事情也能让大家疯上一阵子。那时候玩的比较多的是掰手腕。老拐个子不高，看起来也不壮，但掰手腕却是一绝，没几个人能打败他。我爆发力不够，但韧性比较足，和他一较起劲来，往往是他一鼓作气把我的手腕压到快接近桌面的地方，但再怎么使力也不能轻易把我的手按到桌上。

我一般是紧紧抿着嘴，作拼死抵抗，他则是大声吼着，脸涨得通红，甚至把上身都压上来，作最后一博。有时他赢，有时我反击得手，总体是平手。4年下来，也不知道和老拐掰过多少次了。

另一件让大家开心的事就是他向大家说福州话，明知道都听不懂，也没人会去学，他就是喜欢拿那些“鸟语”逗大家开心。我们最后一直公认，他的福州鸟语和另一个海南同学的鸟语，是比广东鸟语更“鸟”的语言。

班上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话——同样来自福建的老大郑文荣。进校后很久，我们都还一直问他们是不是兄弟或亲戚。后来看他们的形体差别实在太大，才相信他们毫无关系。

老实说，老拐并不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之一。班上全是各种各样的圈子，互相有交叉，比如喜欢打拖拉机的，喜欢下围棋的，喜欢踢球的，喜欢喝酒的，喜欢看电影和跳舞的，没什么爱好就知道学习的，同乡，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男生和女生，干部和群众等等。我和他交叉的圈子很少，兴趣爱好不尽相同。但是，他的温和与热情，让我们始终是比较能心气相通的朋友。

1989年后，有一次全系去周边县市参观学习，主要是改造思想，天天找一些闷的要死的人给大家讲大道理，一连几天，枯燥无聊。晚上我们就开始最拿手的打拖拉机了，通宵达旦，反正第二天的会上再去睡觉。

一天打完牌后已是天亮，爬到上铺拿东西准备去开会，下来时迷迷糊糊地一脚踩空，脚一下崴了。没办法，只能在宿舍休息，老拐自告奋勇地留下陪我。因为伤的比较重，需要用药水猛力地在脚踝处搓，让伤“发”出来。老拐不辞辛苦，连续给我搓了近一个小时，累了就歇会，然后再继续。那一天，我知道什么叫感动了。

毕业后，老拐回了福州，没干气象和环保，居然到司法局管监狱去了。他在老家可能有些关系，管监狱可是个肥缺，特别是前几年监狱大改造，全部到城市附近翻新建设，工程很多，而他有一定的审批权。毕业十周年聚会时，他专门从福州开着警车过来，很是威风。

不过，工作虽然不错，但这个活总让我们笑话他，并互相提醒要是犯法的话一定要去福建，这样进了监狱还可以得到他的关照。

后来我出差去过一次福州。一个电话过去，他过来宾馆，接风洗尘，吃饭喝茶，几年没见，聊得非常开心。他基本还是老样子，和在大学时差不多。不过，身体变差已经有点迹象了。吃饭没什么胃口，聊到快12点时，他就有些疲劳了，在大学时可不会这样。只是，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病魔已经悄悄入侵了。

我离开福州的时候，打电话和他告辞。虽然在上班，他还是一定要来送行，来的时候拎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瓷器和茶叶。同学之间其实不用这么客气，但他那份心意让我又很是感动了一阵。

没想到，这就是我和老拐的最后一面。

那天，在酒店大堂，我和朋友坐着等他。当他进来的时候，光线从门外照进来，逆光，在他身后形成一圈光影。他在光影里拎着袋子微笑的样子，现在好像就在我眼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老拐，走好！在天堂我们再掰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