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如今行业不同，或者工作的性质不同，需要值夜班。从前也是这样，叫做“宿直”。《南齐书·周颙传》云：“宋明帝颇好言理，以颙有辞义，引入殿内，亲近宿直。”那是摆出的一种姿态，意思是要人家随时指出他的不当之处，不过，“帝所为惨毒之事，颙不敢显谏”。怎么办呢？周颙有别的办法，“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用我家乡的话说，这叫“顺毛抹（读ma，阴平）”。

    唐宋诗词中，有大量关于“宿直”、“夜直”的，比如白居易即有《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中书夜直梦忠州》等。前诗云：“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欲卧暖残杯，灯前相对饮。连铺青缣被，封置通中枕。仿佛百馀宵，与君同此寝。”表明当时值夜班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睡觉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愿意值夜班，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即为其一。《封氏闻见记》载：“舍人岑参初掌纶诰，屡称疾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惮。”常袞为他打圆场：“此子羸疾日久，诸贤岂不能容之。”崔祐甫不客气地说：“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当迁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辞王事乎！”这话是说，提拔了你，职责之一就是干这个，哪有光享受待遇而不值夜班的道理？

      不知道是不是有岑参之类的教训在先，宋朝“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沈括《梦溪笔谈》载：“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豁宿的理由，往往就是拿生病说事，像岑参那样。但时人脑袋一根筋，“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只有闹肚子这一个借口。所以馆阁的值班日志，被称为“害肚历”。南宋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中接过沈括的话头说道，时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倒不是值夜班，“前廊置一簿”，也要填写理由，他的理由是“感风”，且美滋滋地以为“害肚历”与“感风簿”堪称绝对。有人认为，陈鹄这样写，是因为与他同时期有个史称“永嘉医派”的中医学派，其创始人陈无择写了一部医书《三因方》，将复杂的疾病按照病源分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外因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内因称“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外因指虎、狼、毒虫等意外疾病。陈鹄借用了外因之首的“风”，并且扩大了“感风”的外延，因为在唐朝，“感风”还是指“中风”，《新唐书·李德裕传》云“帝暴感风，害语言”，就是说唐文宗李昂中风了。有趣的是，清代学者俞樾再接过了陈鹄的话头，他在《茶香室丛钞》一书中说：“按今制官员请假，辄以感冒为辞，当即宋时‘感风簿’之遗意。”感风，最后衍生出了今天常说的感冒。

       大家找生病的理由不值夜班，因为值夜班不是个好滋味。我在1980年冬天当工厂门卫的时候，每天夜班不过3小时，却觉得漫长得很，轮到值守围墙边的岗楼，独守火炉，一秒一秒地计算时间，与白居易《同钱（徽）员外禁中夜直》诗的意境很相近：“宫漏三声知半夜，好风凉月满松筠。此时闲坐寂无语，药树影中唯两人。”区别只在于他那里是宫中、两人，我这里是旷野、独自而已。另有子兰《夜直》诗云：“大内隔重墙，多闻乐未央。灯明宫树色，茶煮禁泉香。”人家那里热闹，自己这里寂寞，只有品茗打发时光。《枢垣记略》里有不少清朝大臣值夜班的诗，如汪由敦的《春晓入直》、赵翼的《军机夜直》、王昶的《直庐晓坐》、《常山峪晚直》、冯培的《晚直》等等。岗位虽然重要，值夜班也很无聊，冯培的《直次无事戏作》道得分明：“直庐阒静似茅庵，坐卧何殊弥勒龛。帘影欲摇云满屋，鸟声疑对客清谈。”唐人李肇早就说过：“学士下直出门，相谑谓之小三昧；出银台乘马，谓之大三昧。”三昧，佛家用语，“言其去缠缚而自在也”。把下了夜班回家，比作笼鸟放飞了。《枢垣记略》还说，乾隆末年，阿桂与和珅“不相能”。阿桂年纪大、资格老，领班军机大臣时，耻与和珅同列，这种情况下“凡朝夕同直军机”就很尴尬。阿桂“必离立十数步外”，和珅则“故就公语”，试图借此改善关系，但“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完全公事公办。

      《清稗类钞》又讲到，慈禧晚上睡觉，都要有百把人值夜班，各有分工。“两首领太监侍坐床前，名曰押风；小太监百余人，侍立回廊，名曰坐更，天明始散。并有宫女为之捶腿，至睡熟乃已”。当慈禧“离床盥漱”，内监把窗帘拉开，还要有人在窗外大声呼曰：“老佛爷醒了！”于是，“内监辈乃鱼贯入寝宫，趋跄伺候”。这种生活看似奢侈，倒也不是慈禧的发明，《辽史·百官志》里就有“宿直司”机构，职责是“掌轮值官员宿直之事”，并特别强调：“皇太后宫有宿直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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