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  白

    有媒体昨天总结了9月以来全国各大电视台纷纷播出的抗战剧集。这个品种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先前赢得过“神剧”的别称，雅号还是恶谥，毋庸此处赘言。去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对各地卫视电视剧黄金档已报排播的抗战题材剧进行重审和甄别，对存在过度娱乐化的抗战剧进行修改，停播不能修改的过度娱乐化抗战剧。在这一前提之下，此番新作再呈集群出现之势，想来该有凤凰涅槃的期盼了。可惜，按照该媒体的总结，新的这些，雷人风采不让前辈。有两句风趣的概括令人忍俊不禁。其一，“无论从剧情还是道具、场景甚至台词等，依然一如既往的粗糙”。其二，“如果一人不能打死敌军一个团，不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你都不好意思叫抗战剧”。

    对“新版”抗日神剧如何，按道理我没什么发言权，因为没有主动去看。但是人家看了，把事实摆出来了，也没有造谣的声音指责之，我自然就可以拿来作为论据。而且，偶尔用遥控器扫节目的时候，也难免瞄上两眼，稍稍停顿一下。对它们的卷土重来，先想起先秦诸子著作里的两句言论。一句是《管子》曰：“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另一句是《荀子》曰：“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没错，这里要借用的就是后人定格为成语的“令行禁止”。意思大家都清楚，包括神剧的主创人员不会例外：命令做的就立即执行，不准做的就马上停止。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了令行禁止的重要，那么，该如何解释神剧的卷土重来，就至少有了这么几个可能。一个是，那时堵住了，这时又决口子了。再一个是，去年的“甄别”要求只是针对“既往”而不针对“将来”。还有一个是，影视界像某些领域一样，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无论是哪种可能，总之抗日神剧像胡汉三一样的确回来了。反映全民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居然给电视剧弄到了这般不堪的地步，我们理该该检讨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会批量地拍出这些打着主旋律招牌却在行粗制滥造之能事的东西？现实题材的禁忌如何，创作者的空间如何，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想讨论的是，即便是拍抗日剧，也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必千篇一律，貌似痛快淋漓地“杀”，或者拿观众当成傻瓜地追求“帅”或“萌”。抗日剧可以不“神”吗？可以。看过一篇专业人士的文章，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所以出现了大量精品，首先在于题材很多取自当时的获奖小说，基础相当扎实。受此启发，抗日剧的编剧不能自己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地瞎琢磨，剧不惊人死不休，而应当好好领悟前辈的战争感受。比方林斤澜先生有篇小说叫做《一九三七和十三》就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小说开篇描写的是1937年7月7日，江南海滨小城中，13岁的初中三年级学生杜百鱼在听闻“卢沟桥打起来了”的时候，流露出迫不及待的兴奋，好像战争“不是一声爆炸，粉碎了和平生活，倒像是姗姗来迟的奖赏，好事多磨的节日”。自始至终，小说都是杜百鱼和同学们因为宣传抗战而忙碌但仍然宁静惬意的小城生活，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对照林先生的籍贯和履历，我疑心这是他的自传体。每年7月7日我都会通读这篇小说，至今已有30多年，差不多可以背诵。林先生的白描文字实在隽永，百读不厌。

   在文化部10月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艺术司司长诸迪表态要坚决防止只看重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等现象。这话显然有所确指，以“手撕鬼子”闻名的《抗日奇侠》，就在多地当过收视冠军。我想，抗日剧神而又神，神而不止，实质上是创作者们黔驴技穷的一种折射。如果哪位导演能够像吴贻弓忠实原著地拍出《城南旧事》那样拍出《一九三七和十三》，何愁不会为抗日剧“正名”，为之带来一股清新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