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去年有一项叫做“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课题研究，针对8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县处级干部，实地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报道说，这是“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出了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般状况”。结果表明，书记、县长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不少领导干部感到身心疲惫。都忙些什么呢？“陪同多”，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要提前到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陪同到现场视察，集合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四大班子领导都要来”。

    这该是当下中国一种典型的官场生态。关于迎来送往应该如何的规定，想听的人耳朵里早已听出茧子来了，那边厢喋喋不休地咕哝，这边厢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禁而不止，固有上级权力淫威的成分，其实也有下级巴不得抓到了谄媚时机的成分，横竖用的是公款，还可以顺便为自己的今后名正言顺地铺路，何乐而不为之？在同一个单位的内部也是如此，“一把手”说一句话，不要说下级哪怕班子成员都觉得非常不妥，往往也是无条件地唯“老板”马首是瞻。倘可以名之官场文化的话，则其内涵正有成为媚官之势。

    官员几乎没有独立人格这种现象不为我们所独有，但说我们国度历来都比较严重恐怕没人反对。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里，董卓对迎接他的王允说：“王司徒，你偌大的官职，当街里跪着，外人观看不雅，请起。”看，连高高在上的董卓都觉得不好意思。《清稗类钞》有一则“官有奴颜奴性”，金奇中说：“凡有官癖有官气者，即谓其为有天生之奴颜奴性也，亦无不可。”他进而认为我国应称“奴国”，且看他的逻辑论证：“治国之以共和政体者，曰民国，言人人皆民而平等也。反是者曰帝国，专制政体则尤甚，以一人君临于上，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如我国之号称四万万人者，自一人为君外，余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为臣。臣即仆也，仆即奴也。然历代皇市郊天所上表文，其署衔之下，犹自称子臣，是即谓四万万人为奴，而创一特别名词，曰奴国，亦无不可”。

    当然，金奇中的“天生”说还是应当予以否认，官员的奴颜奴性该是社会环境所塑造。一个是当官的利益大于责任，所以很多人都想当官；另一个是当官的渠道有问题，不是靠体制保障而是靠某个权力人物的喜怒哀乐。这样一来，弄得想当官或正当着官的，在上司面前诚惶诚恐，在下属面前颐指气使。梁章钜《归田琐记》用当时的一个段子描述了当时官员从上衙到散朝再到回家睡觉的全过程，以为“尤堪喷饭”：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站司道班），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谢茶），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各喊舆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梁章钜说，这些都是他所亲身经历的情形，“归田后，历历忆之，真可入《启颜录》也”。《启颜录》，隋朝人编的一部笑话集子。结合那18种动物的特征和秉性，移植于耳闻目睹的官场现实，再发挥一点想象力，就不难活现那种情形了，不喷饭实难。所以宋朝有个叫张咏的，“不喜人跪拜，命典客预戒止，有违者即连拜不止，或倨坐骂之”，后人欣赏他这种做法，以为“世俗皆好谀尚谄，正赖以此维之，庶刚方之概不致尽泯”。张咏曾在自己的画像上题赞：“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后世出版他的集子，就叫《张乖崖集》。骂那些跪拜的人，显然是其“乖”的佐证之一。

    清朝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官和欧美的官有很大不同，“专制与共和之大别，在其国人之虚荣心、权势心何如而已。人人存此虚荣、权势心，于是乎好做官，又媚官，又畏官，以为官者虚荣、权势之所寄焉者也”；而“欧美之国，视其官若公司中股东所雇之一经理，且目之为公仆，有何虚荣、权势之可言？故其国人不愿以非分求官，而亦不媚官，不畏官”。在绝对官本位的时代，有这样的认识实在难得。可惜，认识归认识，现实归现实。在今天，这样的认识不知又深刻了多少，媚官依旧，且愈演愈烈，何故？如前所言，根本在于有“官癖”是因为有“官利”，如果凡事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当官的举手投足都受到限制，看谁还去争破头？

    《玉光剑气集》里兴安赞美于谦：“有这般不要钱、不爱官、不顾身，昼夜忧国者，更寻第二个来！”余游浙江千岛湖时，见有明朝另一位清官海瑞的“三不亭”，询之，云指“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以于谦、海瑞的“三不”傍身，媚官则无从谈起。然而，在时人看来，他们亦属“乖则违众”的一类，今天依旧欣赏他们的铮铮风骨，客观上表明这种看法并没有改变，极少人能做到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