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  白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先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又谈及了新闻发言人：“只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才能让更多的发言人走到台前，张开口。对那些该讲不讲、永远讲正确废话的人该给予批评，至少不升职。”看了那篇采访就知道，王旭明是在为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离去鸣冤。他认为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可以容忍许多该说话而不说话的官员和新闻发言人，却不能容忍一位发言人说错一句话，这不公平。

    情形确实是这样吧。有人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10年的比对了一下，发现首批75名新闻发言人中，目前仍在岗的还有或曰只有11人，基本上都是没说过什么话的。王旭明先生对“黄埔一期”这些同僚的成色如何，心里自然更加清楚，所以有此义愤。惜乎，“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未得其详。代表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应该是部门中遴选出来的精英人物，还需要“制度和法律保障”什么？保障说错话不会被追究？也没人追究啊，王勇平先生到波兰，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嘛！难道要保障新闻发言人的个性？王旭明先生离职新闻发言人岗位的时候即被称为有个性，他自己似乎很受用，但我在当时就不以为然，代表政府部门而非个人的发言人，何来个性可言？角色一旦混淆，事情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王旭明先生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要照他的指示办事的话，新闻发言人的职位无疑将更加“高危”。王勇平先生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话时，丝毫没有顾及场合、氛围，至少“职业微笑”就甚不得体，未必是什么话说错了。

    另一方面，要求新闻发言人不讲正确的废话，得有相应的社会氛围。我们有这样的社会氛围吗？恐怕没有。先把正确与否放在一边，讲废话的历史在我们国度堪称悠久了。当年，和李渊父子共同逐鹿中原的郑国皇帝王世充吩咐一件事情，因为“言词重复，千端万绪”，令“侍卫之人不胜疲倦”，终于有人忍不住说他，陛下啊，你“语太多而无领要”。明朝的茹太素奏事，朱元璋听了两天才听出“可行者四事”，末了觉得“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此发了脾气，当廷揍了茹太素的板子。看当代吧，梁思成先生曾经气得说总有一天他要成立个废话协会，他当会长，因为他的废话最多。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对自己保护北京城的建言如泥牛入海感到痛心疾首，而真正的废话来自那些该认真聆听他的建言的人。比方当下，各地上面开会下面睡觉的新闻动辄见诸报端，曝光、“问罪”，然而，那都是睡觉人的罪过吗？我们不能排除与会者中有没心没肺之辈，但是又有多少会议是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正确的废话？举目所见，报纸上动不动的半个版、一个版宣传什么，有多少人所共知的正确的废话？方方面面，都对讲正确的废话不以为然，甚至以之为能事，王旭明先生无视这些现实，而要求新闻发言人队伍成为不讲废话的一方净土，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吗？

    如果把“永远讲正确废话的人该给予批评，至少不升职”的观点移植出新闻发言人领域，那就更可怕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未经王旭明先生同意的假设，或者说开个玩笑。说到最后还是要劝劝王先生，义愤归义愤，还是得理性地看问题，奉送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

    2011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