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虽然多位专业人士辟谣大蒜不能预防甲流，但是仍然止不住大蒜价格的一路飙升。在上海，大蒜的批发价已达每斤4.5元左右，是去年同期20多倍，并且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而有的市场零售价达到每斤6元左右，正在逼近肉价。像非典时期的白醋、板蓝根忽然间身价倍增一样，大蒜借甲流而成为新宠。

    也许大蒜真的不能预防甲流吧，但显然是有药用价值的，《本草纲目》说它能治好几种病，疟疾、小儿白秃、恶核肿结、蛇蝎螫人等等。东汉时的神医华佗也早就实践过。《三国志》载，华佗行道中，“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听到呻吟声后，华佗“驻车往视”，告诉他们：“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果然，那人的蛔虫病就给医好了。这里的“蒜齑”就是蒜汁，大抵像今天酒楼里的水果“鲜榨”成果汁一样，蒜汁该是鲜榨大蒜了。

    《啸亭杂录》载：“翰林学士兴安，满洲人。中庚戌进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药，皆以蒜伴之。”自认为“始可以延年却疾”。大家在“争笑其迂”的同时，都把他叫做“蒜学士”。大蒜和烹茶、煮药可以关联在一起，很难理解，然毕竟偏爱什么的都有。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有个仲殊长老特别爱吃蜜。“一日，与数客过之，所食皆蜜也”，到了什么程度？“豆腐、面斤、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只有苏东坡不怕，“能与之共饱”。东坡还专门写过一首《安州老人食蜜歌》。传说这长老酷爱食蜜是有缘由的：其从前为士人，“游荡不羁”，有天老婆给他投了毒，“几死，啖蜜而解”。医生告诉他，以后不能吃肉，吃肉则毒发，“不可复疗”，这老兄于是就出家了。兴安学士为什么那么嗜蒜，想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吧。

    但我们都知道，吃完大蒜口腔发出的味道是很难闻的。识者指出，那种味道来自大蒜中的一种有机硫化物成分———叫做“硫化丙烯”的辣素。“硫化丙烯”能透过口腔细胞膜表面，使它的味道长时间存留在口腔内。因此，刚吃完大蒜的人到公共场所，往往要考虑到“掩饰”味道，以免令人侧目。《南史·宋纪下》载，后废帝刘昱嗜杀，他伯伯孝武帝刘骏共有28个儿子，他爸爸明帝刘彧给杀了16个，“余皆帝杀之”，由他包了圆。这样一个人如何对百姓、对大臣就可想而知了。对百姓，他“与左右解僧智、张五儿恒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反，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对大臣，他杀人的时候，“左右人见有嚬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洞之”。其中，以孙超的遇害最倒霉，因为他身上“有蒜气”，暴君乃“剖腹视之”。当然，嗜杀的后废帝也终于落得睡熟之际，为手下“取千牛刀杀之”的结局，算是罪有应得了。

    因为主要是北方人爱吃大蒜，所以历史上的刻薄者以之指代北方少数民族。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嘉隆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畜家僮习唱，一时优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蒜酪遗风。”蒜酪，唱的曲子有股大蒜味儿。如果说，“蛤蜊味”与“蒜酪味”，还只是后人论及元曲风格的形象指代，并无褒贬之别，则该书在《玩具秦玺始末》谈及国玺时显然就有一点儿轻蔑了。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御史台通事阔阔术告太师国王木黎华之孙拾得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杨桓辨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因此认为“真古传国玺”。沈德符在大量罗列了玉玺“源流”的“史实”之后认为，“今世传宋薛尚功旧本玺文尚有三种，即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为秦物，况蒜酪胡奴，可责以博古耶？”

    大蒜今天身价倍增，一方面暴露出公众对甲流的来势汹汹如惊弓之鸟，防范起来饥不择食；另一方面，则在于一些所谓专家不负责任的言论，商家“傍甲流”再推波助澜。大蒜之外，新近又添了辣椒。这样一种乱哄哄的局面，该由谁来负起主要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