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15日邮政资费上调以来，为什么不进行价格听证的质疑就没有中断过。11月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出来释疑：因为邮政资费未列入2001年公布的价格听证目录，而且，主要考虑的是这次调整对群众利益影响较小。他说，目前个人交寄的信函、明信片量年人均0.81件，调价后增加支出每年0.3元，其中农村居民增加支出0.32元，城镇居民增加支出0.28元，学生增加支出0.8元。

　　这个计算如果准确无误的话，对百姓的影响还确实微不足道。最多的，一年才增加支出8毛钱嘛，算什么？但账却不是这么个算法。信函资费首重100克以内，每重20克本埠由0.6元调整为0.8元；外埠由0.8元调整为1.2元，涨价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信函、明信片量的70％左右固然为企事业单位用户，但是个人用户毕竟还有一定的比重，平均起来没增加支出多少，问题在于多数人包括笔者在内已经多少年不写信了，少数因为种种需要还经常交寄信函的人，他们的负担一定加重得不轻。退而言之，企事业单位就是天生该挨宰的对象吗？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在进行前期工作的《政府定价条例》还是早日出台的好，否则就应了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日前所说，目前对垄断行业产品的成本监审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法律依据不足，或者法律层次偏低，严重影响了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制约了政府价格监管的效力。

　　时至今日，价格听证已是百姓社会生活的焦点。为什么要涨价、该涨多少，都是公民事前的权益，意味着知情权与决策参与权，这是一种程序的正当性，价格听证不该时有时无。发改委负责人说，这次邮政资费调整还不能解决邮政企业亏损问题，其弦外之音也许埋藏着继续斩钉截铁地上调的空间。那么，强化听证制度的刚性更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由此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邮政局不妨终止发行邮票，暂时的也好。谁都知道，邮票是邮资预付的一种凭证，其功能首先应该是走一趟邮路，但在我国邮政领域，邮票已经基本失去了存在的“原始”意义。但是现在，企事业单位交寄信函无须邮票，特快专递等不用邮票，个人又是那么个微不足道的平均交寄量，邮局的窗口也根本买不到任何纪念或特种邮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每年动辄发行几十套、每套发行量动辄上千万、几千万枚干什么呢？我们发行邮票，为的是收藏、为的是所谓保值、为的是拿去制作豪华邮册吗？中国现在一个很恶劣的风气就是邮册满天飞，但凡庆典或者纪念，薄薄的、甚至跌破面值的纸片（恕用语不恭）便纷纷穿上豪华的外衣，附属于印制精美的宣传品中，成了拎着坠手的一大本，而邮票的编排不乏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端午、中秋等重要传统节日来临的时候，人们只盯住了粽子、月饼的过度包装，殊不知，邮册之过度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埋单的往往是公款，才所以没有激起公愤吧。至于所谓个性化邮票，也早已经出滥了，我们国家目前贬值最厉害的，标着面额但最不值钱的，恐怕就是邮票！

    我们还曾几次大规模地销毁邮票。2004年一次就销毁了面值30多亿元的邮票，都是1992年到2001年间发行的。今年5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杨先龙还亲眼目睹了湖北省邮资票品的销毁过程。杨代表在销毁现场感慨万分，说自己能来到销毁现场，表明了国家邮政局的诚信和销毁工作的严谨、严肃、真实。然后，他既为中国邮政的销毁措施和诚实守信感到高兴，又为即将被销毁的精美票品感到惋惜。销毁前，他拿起“长江三峡”等各种特种片、纪念邮资封和纪念邮资片以及2003年的一些小版张舍不得放手，连连感叹确定邮票发行量也要遵循科学规律。连我们外行也知道，印制邮票是需要成本的，销毁邮票同样也需要成本，且两方面的成本都不会低。很好笑的是，职司销毁者真正是“崽卖爷田心不痛”。销毁邮票，本来是糟蹋东西，却理直气壮，什么“集中销毁邮票的行动将有助于调整我国邮品库存结构，保持集邮业的健康发展”等等，“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发改委负责人在本次邮资上调时称：“邮政企业要加强管理，降低管理费用，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控制成本，是不是就从控制甚至终止邮票的发行开始？像反腐败一样，“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京官贪则外臣无畏”，国家邮政局来个率先垂范？与此同时，也可以维护而不是败坏邮票这个“国家名片”的声誉。

 

            2006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