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快退休”了的直言

 潮白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忽地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8月29日，他严厉批评了天津、海南等8个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几年来的几乎毫无作为；9月1日，教育部联合财政部对外宣布了针对不落实教育部政策、“群众反映强烈的地方和高校”的“惩罚性措施”，张保庆被媒体称为“罕见地批评地方官员，用词之严厉，近十年来少见”。接着，他又再次告诉我们，高校收费确实偏高，超过了百姓承受能力。（9月9日《南方日报》报道）

    身为主管部门的行政高官，张保庆副部长所指出的问题无疑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某些尽管人人皆知、熟知的事情，只有经过了某个高官之口，由他“拍案”一下、“怒斥”一番，才可能引起格外关注。张保庆的话所以吸引了媒体，道理正在于此。不是吗？哪个省对贷款毫无作为这种宏观的事情我们平民百姓固不知道，但高校收费之高其谁不知？多少农民多少年的收入才能养一个大学生的细账早有人算过了，中国的情形怎样、外国的情形怎样，也有人比对过了；即使对这些都没在意，从累积的新闻中也可以知道，有多少家庭，收到录取通知书简直是悲喜交加？又有多少家庭，因为筹集高昂的学费而引发种种悲剧？

    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话却是出自一个自称“快退休”了的官员之口。张副部长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这一点呢？我想，快退休了，反正要下来了，大约是无所顾忌，可以说点真话了吧。那么，先前顾忌什么呢？老实说，我很不情愿拿张保庆副部长来说事，毕竟这种“快退休”了的直言在咱们国家也是太少太少，在目前至少需要颂扬而不是泼冷水，“鸡蛋里挑骨头”实在有失厚道。但我还是想说，“快退休”了的直言，很容易让人想起民间流行的俗话：屁股指挥脑袋。别看这句话有粗鄙之嫌，但道理透彻。它形象地揭示了一个人的思维乃至行为取决于其所在的处境和立场，说白一点，是坐在什么位置上说什么话。你以为那些调门高高、废话连篇甚至睁眼说瞎话的官员真的那么白痴吗？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心里明白得很，然而他们“屁股”坐的位置“指挥”他必须说官话而少说“人”话，所谓“不由自主”。正是因此，一些退下来的官员往往讲话胆子都大了起来，浑然变了一个人似的。所谓胆大，无非是讲了先前没有讲过的真话。在台上时他是官，就弄出了官样子；到了台下他是“人”了，也就恢复了“人样子”。其实，如果你让那“胆子大起来了”的人坐回他原来的那个位置，他一样还是原来的腔调，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为什么“屁股”能够“指挥脑袋”？深层次所涉及的应当是政治生态一类的大问题，笔者无力驾驭，只有进行浅层次的揣测：如今坐上一个位置不大容易，重要的位置就更不容易，一呼×诺就不用说了，其显形的和潜在的物质上的“利益”也相当可观，有几个人为了直面弊端而四面树敌，为几句真话而可能惹恼了什么人乃至可能丧失这一切呢！明哲保身，一切求他个保险算了。于是，还有晋升空间的要琢磨看怎么晋升，快退休的要琢磨着怎么来个平安着陆，至于平素里干工作是不是推一步走一步、到“非……不可”的时候才大刀阔斧，是不是鹦鹉学舌，那又有什么紧要？起码宋朝的人就已经这么干了，朱熹老夫子不是早就说过了嘛，有一些士大夫“叫他说廉，直是会说廉；叫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至做来,只是不廉不义”。他在那时就把这种人叫做“能言鹦鹉”。

    “快退休”了的直言，是迟到了的直言。况且，还留了一点尾巴，在9月1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张副部长还这样告诉与会的各大媒体：“我们也不愿得罪人，我们是迫不得已。”（9月8日出版《瞭望东方周刊》）这句话我很不爱听，主管部门纠正属下的错误，怎么能叫“迫不得已”呢？不是“快退休”了的话，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容忍呢？因此，尽管“快退休”了的直言比不直言终究要好，尽管我们对此不能过于苛求，但是显而易见，在官场上“如日中天”者的直言，更能显示出直言者对社会痼疾的憎恶和根除的决心，比如审计长李金华已经掀起的两次“审计风暴”。

               2005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