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

   悠久的中国历史，早已化为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除了供大多数人凭吊观赏，以及为极少数研究者提供饭碗，仿佛与当世并无更大关联。因此二者，我对不惮披阅、寂寥之苦，熟稔中国历史而又懂历史"无用之用"的人，向来怀有敬服之情。田东江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东江先生积十余年之功，徜徉于史海，又勤于笔耕，长于深思，所以，其读史札记《意外或偶然》（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的出版，绝非"意外或偶然"。事实上，这本读史札记是其"野史新说"与"今古齐观"两个个人专栏文章的集结。在我看来，这两个专栏的命名及其实践，除了展示了取材侧重的相异、表达方式的不同，更揭示了活用历史的两种路径。"野史新说"由古而今，说的是古人古事，于今则不落半点笔墨，却使人觉得仿佛是在说身边的人和事，所以蕴藉。"今古齐观"则由今而古，直接从当下入手而溯及既往，使人觉得新近的人和事仿佛皆有所本，所以淋漓。由古而今者，或能见出历史跨越时空之穿透力；由今而古者，或能见出现实生成土壤之厚重感。而其共同旨趣，则在于活用历史而有益于当世。

   司马迁欲"通古今之变"，其志可谓高远。而在我看来，欲"通古今之变"者，似应先通古今之"不变"或"难变"。不通"不变"或"难变"，便难觅"变"之道，便难免幼稚病和迷失感。胸中激荡历史风云之人，总不免悲观大于乐观；其悲观之来由，在于历史与现实常有惊人之相似，甚或有简单之重复，仿佛千百年间，人自身与社会某些重要方面的发展陷入了停滞。这相似、这重复、这停滞，均是古今"不变"或"难变"的表征。"野史新说"之新，在一定程度上当是"说"者时代背景之"新"；"今古齐观"之"齐"，则显然有异代不同时而有同弊同病之痛。"不可不问，不可深问"，是古代官场处理问题的惯用逻辑（《"不可不问，不可深问"》），今天声称"彻查"、"一查到底"者，落空者又有几何？"求直言"者之虚伪性早已揭穿（《"言路虽开犹未开"》），今天"进直言"而得实祸者又有几何？用美色搞定钦点"伺察"使者的传说早已有之（《文彦博的逸事》），今天经"严格考察"而"带病提拔"者又有几何？诸如此类。读此类文章，观此种情景，不免使人悲观，然而，出路也许就在这悲观中的反思。

　　欲知古今之变或不变、难变，要在一个"通"字。若不"通"，则虽砭锢弊而无有类型，无有类型则共性难觅而有孤证之虑。就某一古人古事便发一大通议论的文字，时下并不少见。欲得"通"，须胸中无碍，涉猎广泛且能触类旁通，做有心之人。若无一个有心的"我"，通"六经"又有何用？两脚书橱而已。读《意外或偶然》，只觉主旨显豁而史料纷呈，正的、野的，相类的、相左的，作者穿针引线，尽皆"为我所用"而无违碍。而于选材立意间，可见出作者这一个"我"；于史料解读间，更可见出作者这一个"我"。《"居官以正己为先"》、《前苏联·故明》、《天×星》、《之乎者也》、《赵大鲸的"劾贪"态度》等诸多篇什，均能见出作者的志趣、识见和发明，而于当世多所讥弹劝谕。

   与浩繁的史料相比，与宏阔的现实相比，《意外或偶然》的发现，未必是一个很大的成果。作者似有萃取古人古事的偏好，尤对古代官场之人事饶有兴味，而少取宏大叙事之题材，或以为与今人今事对接较为便当，也更易于读者发生联想。而事实上，在此之外，那些更有硬度、更有质感、更蕴涵支配力量（包括经济的、法律的，制度变迁的、社会建设的）历史素材，同样于当世有所殷鉴。因此，《意外或偶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曾经产生的影响和至今仍有的余响，更在于其打通历史与现实的方法价值和实践价值。

   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怀抱中，只因历史的久远，而使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这怀抱有陌生之感，甚至因感觉不到这怀抱的存在而忽略这怀抱的价值。历史的怀抱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巨大的客观存在，所不同者，在有人能有历史自觉，从而回到历史，从中寻找应对现实、开辟未来的资源和智慧；而有人则于历史茫然无所知，则既不能知其所来，更遑论知其所往。在这个意义上，希望田东江先生能以更开阔的视野，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在眼睛"向外"的同时，从本国历史传统这一块巨大的本土资源中获得更多的思想启发，汲取更多的精神养料。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