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5月12日《南都周刊·非常语》有这样一则：“我竟然被英国副首相戴了绿帽子。”那是现年67岁的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承认他与43岁的女秘书特蕾西有一段持续2年多的地下情后，特蕾西同居男友巴利发出的愤怒之语。

    巴利的原文怎样不大清楚，但显然“绿帽子”是我们的著名词汇。这个词最早其实是实指而非虚指，即真正的“绿头巾”。汉朝时，绿头巾乃“贱者所服”，亦即身份低下的人才戴的东西。《西汉会要·臣庶衣服》云“汉初定与民无禁”，开始也并没有哪个阶层的人应该穿戴什么颜色的规矩，是文帝时的贾谊看到大家穿得没个尊卑而生出担忧，弄了个上疏要求区分。这样看来，李商隐所说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确不错，可惜在这里，贾谊关注的苍生非但于苍生无补而且相反。成帝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鉴于“公卿列侯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车服过制”，乃“申饬有司以渐禁之”，而“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那么，西汉即使是通过服饰颜色区别贵贱，“青绿”也还并没有羞辱的成分在内。

    《唐语林》载，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硬给人家戴上“绿帽子”。戴多少天呢？“随所犯轻重”而定，“日满乃释”，到时候才能摘下来。他这一招很奏效，“吴人着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所以李封在任期间虽然“不捶一人”，但“赋税常先诸县”，政绩斐然。“绿帽子”在这里虽然有了羞辱的成分，但与后世的羞辱还不是一回事。元朝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元惠宗至元五年（1345年）规定“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的时候，大约就有点儿后世的那个意思了，但还不完全。比如明朝还有这样的祖制：乐工（搞音乐的）俱戴青卍字巾，系红绿搭膊，“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到了嘉靖时的郞瑛撰写《七修类稿》，才在“绿头巾”条明确指出：“吴人称人妻有淫行者为绿头巾。”其后的《万历野获编·侮人自侮》载，吴中有个“缙绅有文名者”，跟给他家盖房子的木工开玩笑，说你干活太辛苦了，“当买一绿绢，为汝制巾裹之”。不料木工说谢谢了，不用麻烦你做新的，“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见惠足矣”，戴你戴破了的就行了；那名士哑口无言。显然，两人对“绿帽子”的理解已是心照不宣了。

    五代时的王仁裕留下一册《开元天宝遗事》，那里有则记载可算趣事。说杨国忠出使江浙，可能日子不短吧，“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这不足奇，奇的是有天白日里“梦与国忠交，因而有孕”，结果真的生出了个儿子，取名杨胐（《旧唐书》作杨昢，国忠次子）。杨国忠回来后，老婆把这件事跟他讲了——不知道斯时生了没有，杨国忠对这一现象解释说：“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致。”不过，夫妻俩那么好的感情，时人却没有被感动，相反还“无不讥诮也”，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那是扯淡的事。不错，历史上有相当多的英雄或圣人都是感孕而生，外国的耶稣啊，国产的刘邦啊，等等。但人家是谁呀，杨国忠又是谁呀？我想，人们所以讥诮，一种可能是讥诮杨国忠不自量力的“攀比”，更有一种可能是讥诮杨国忠浑然不知自己戴了“绿帽子”——虽然那时可能还没有这个说法。

    李封硬给人家戴“绿帽子”的事，在当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先有记载，被封氏誉为“奇政”。其实，根据长官好恶而说一不二的做法，未尝不是苛政。

                                       2006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