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裁汰胥吏”

田东江

　　宋朝的官吏之多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其“冗吏”问题不仅为后人所诟病，就是当时，也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哲宗朝时翟思奏道：“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为六、七。官愈多，吏愈众，禄愈广，事愈繁。”官吏多了，不仅是财政支出的增加问题，事情反而更不好办了。但是具体到怎样精兵简政，却是诸多努力都不成功。决心大的，方法不合国情；合国情的，犹犹豫豫，躲躲闪闪，几乎没有变革。哲宗元祐年间有过一次。

    以吕大防为代表，主张“趣废其半”，把官吏处理的日常事务“以难易”分为七等，每等定出一个分值，“积若干分而为一人”。这种办法是按工作量设职位，多余的一概裁去，立竿见影。以范百禄、苏辙为代表则主张“渐消”，慢慢来，所谓“阙吏勿补”。这种办法要求单位部门先“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这就是说，别管你是什么素质的人，既然已经占了这个位置，没出什么事，又活得好好的，那就慢慢耗着，耗下一个少一个，反正终有耗到“及额”的那一天。

    面对积重难返的问题，吕大防是果敢的，况其当时大权在握，断然否决了拖泥带水的后者。然而未几他却不得不屈服于“阙吏勿补”。因为他犯了众怒，只知道大刀阔斧，全然未顾及国情。

    “阙吏勿补”照顾了所有现职人员的切身利益，是讲“情”的。范百禄说，“功虽稍缓”，但“废半则失职者众”。苏辙说：“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这一个“众”字两个“大”字，道出了可能的严重后果：那么多养尊处优的人一下子饭碗没了，不闹起来才怪！而“阙吏勿补”的好处，是正可使“现吏知非身患，不复怨”！反正改革不到自己头上，不会致人惊慌，相安无事，社会也能因之安定。所以此法尽管消极了些，却又不失为一副“良方”。

    其实，吕大防不该忘记，此前几十年范仲淹已经碰过类似的钉子。仲淹提出有名的《十事疏》，前五项就属于澄清吏治。他选监司，取过班簿，“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干脆得很。有人敲边鼓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反问：“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路，宋行政区域名，犹明清时的省。）一家丢官的损失总比一地百姓的可能受害要小得多吧。道理是这个道理，然而仅仅不到一年，仲淹就在因此而产生的强大反对声浪中不得不“仓皇乞身而去”，仁宗心里明白，却保护不了他。范仲淹是想痛下决心，行不通罢了。

    “渐消”法“裁汰胥吏”，当然也没能奏效，讲“情”的事不可能寄予希望。但是“冗吏”问题必须解决，回避不得。它不仅是“财政之蠹”，而且是政治的绊脚石，北宋仅有的两次大的变革，均因之而失败。范仲淹庆历变政，矛头直指，不行；王安石熙宁变法，从经济入手，试图绕过去，同样不行。且“宋之不振，始终病于官冗”（钱穆《国史大纲》）。可见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带来的是何种惨痛的后果。

1998年2月9日

选自拙著《意外或偶然》，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