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行的名与实

田东江

　　古人很相信人的行为能够感天动地。《芦浦笔记》里有篇《祭蝗虫文》，说“汉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当官如果时时为百姓着想，会感动蝗虫不来本地为害。还说唐太宗感天的本领就更不得了了，“吞一蝗而众蝗死”，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杀一灭百。同样，古人也相信孝行感天。正史及野史之中，“孝义”往往都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记述类别，本朝的或本地的孝义事例，大大小小，都要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以彰显其朝其地的良好社会风气。著名的《二十四孝》，为后人树立了标准的样板。这本书相传还是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的弟弟郭守正编的，汇集了二十四位尽孝的典型人物，有禹舜、汉文帝、曾参、董永、王祥、郭巨、老莱子、黄庭坚等等，跨越了时空界限，还拆除了人物等级身份的樊篱。

　　孝行之感天，功效也不得了。比方汉晋间“笃孝纯至”的王祥，隆冬之际母亲想吃鱼，他“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母亲想吃烤黄雀，“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王祥的孝行感动得鲤鱼、黄雀争相献身、慷慨赴死。《双槐岁钞》载，明初一些感天的孝子还因此擢官。有个“卧冰求母尸”的官至布政使；有个“肝及股以愈其母”的官至鸿胪司仪署丞；有个孝行引来群鸟飞鸣、筑巢母墓的擢为知州。极端的要算原乐安知县权谨，他本来因患眼疾而去职在家，母亲去世后的孝行表现使他赢得了重新出山的资本，“驿召至京”，然后“超升”为文华殿大学士。这个职务是替皇帝批答奏章、承理政务，要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权谨的孝行可能不假，但“文章非其所长”，就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当时的社会这般提拔孝子，应当来自明成祖的一个论断：“能孝者必忠。”在成祖看来，臣民对自己尽忠就可，能力尚在其次。

　　人的行为究竟能不能感天，只有天知道。但从对为官者善政的期待中，不难看出百姓的一种渴望，宁可信其有。至于孝行感天，尽管史不绝书，大概也很少有人当真。其实社会鼓励孝行，不必扯上什么感天之类的鬼话，不妨多强调一点感人。《大唐新语》载，唐高祖李渊大宴群臣，水果里有葡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李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想带回家去：“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李渊很感动，“赐帛百匹”，让他想买什么便买什么。这就是感人。这种孝行较之卧冰之类来得也更实在。

　　对于孝行，感人就足够了。为了感天，为了轰轰烈烈，一些人难免走向极端。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百姓江伯儿的母亲生病，伯儿先“割肋肉以疗，不愈”；又请神，且许愿如果母亲的病好了，“愿杀子以祀”。后来，伯儿果真因此把三岁的儿子杀了。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对太祖朱元璋震动很大，在杖戍江伯儿之余，要大臣们重新审视其时的旌表制度，该剔除的条款要坚决剔除。“违道伤生，莫此为甚”，大臣们在达成共识的同时，认为江伯儿之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旌表的诱惑。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也正是旌表的负面作用之一。所以他们的修改方案是：“自今父母有疾，疗治无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旨在博取声名的家伙自然要考虑歇手了。

　　旌表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大概身处其中的人最清楚。《冷庐杂识》载，蔡英在浙江江山县当了二十余年的官，“以扶植人伦为己任，兼留心民瘼”，可谓倡孝与善政并举。他以老病去职的时候，饯送的百姓多达数百，纷纷感叹“好官去矣”。针对旌表的功效，蔡英留有一篇《论名》，里面写道：“人世美名，易浮乎实。苟好名而实不相副，即为盗名。名之盗，天之贼也。”发出这样一番感慨，蔡英一定是在被旌表的人物中见到了太多的欺世盗名者。最后，蔡英有一点希望，希望人们“绝去沽名念，而勉为其实则可矣”。这篇文字，未尝不可看作是对旌表制度的一种微词。实际上，无论是善政还是孝行，一旦在名的驱使下而为之，都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如此，则早已失去了表彰的本意。

         2001年12月23日

      出自拙著《意外或偶然》，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