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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子京为何蒙冤近千年(下)

(2014-05-23 07:43:21)
标签:

滕子京

公用钱

公使钱

范仲淹

岳阳楼记

分类: 史论杂说

滕子京与公用钱(二)

始于庆历三年九月的这场“公用钱案”,在当时影响很大,牵连甚广,边关主将都不同程度涉案。根据历史记载分析,郑戬上奏的事情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滕子京等至少在两方面有过错:一是挪用公钱贸易,如滕子京曾派遣士兵贩运茶叶。虽然收入归公使库,未入私囊,但这在当时也是违规的;二是存在私相授受,即“馈遗游士故人”行为。与滕子京一同遭到弹劾的张亢对此予以承认,并请求朝廷不要追究受馈人的责任。虽然如此,考虑到西北战区的特殊情况,违规使用公钱只是为了弥补公用钱的不足,私相馈赠也是为了收买士心,与贿赂上官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当时朝中主政大臣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从西北战区大局出发,都不赞成对此事过于深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呢?

最早揭露这件事的是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按管辖关系,滕子京、张亢、尹洙等人都是他的属下。郑戬与范仲淹是连襟关系,分别娶了前参知政事李昌龄的女儿,二人政治观点相近,私交也很不错。郑戬还是个很正直的人,担任权知开封府时,曾经不畏强权而得罪了宰相吕夷简、知枢密院盛度、参知政事程琳、御史中丞孔道辅、天章阁待制庞籍等一大批权贵,最终被吕夷简借故贬出京城。当时公用钱管理混乱的情况在军中非常普遍,郑戬统领陕西四路军马,各路将领都是韩琦、范仲淹的老部下,郑戬不敢擅自处理。《宋史.郑戬传》记载,郑戬了解到滕子京、张亢过用公使钱以后,“戬致于法”。所谓“致于法”,就是依法上奏,把情况上达朝廷,让朝廷来裁决。

宋代,专门负责搜集各方面情况、监察百官的政府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下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员。御史们品阶不高,但是只要抓住官员的把柄,立刻群起而攻之,往往能一举成名天下知。监察御史梁坚听闻此事,马上上书弹劾滕子京、张亢贪赃枉法。宋仁宗大怒,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彻查此案。太常博士只是个正七品的寄禄官(没有具体职事的闲职),与监察御史(从七品)相比尚且不如。好容易皇帝交办一项重要任务,燕度马上兴奋起来。他是怎样彻查此案的呢?

谏官欧阳修《论燕度勘滕宗谅事张皇太过札子》这样描写:“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勾追,直得使尽邠州诸县枷杻。所行栲掠,皆是无罪之人。”“枝蔓勾追”就是牵连、株连的意思。燕度查办滕宗谅、张亢的案子,极尽株连、刑讯逼供之能事,乃至于将邠州诸县的枷杻(指枷锁)都用尽了。所拷打讯问的,多是无罪之人,意图获取口供。经过燕度的“勘鞫”,滕子京、张亢、尹洙、狄青、种士衡等将帅,都涉嫌违规使用公用钱。燕度尚嫌不够热闹,一度把“勘鞫”的矛头直接指向刚刚推行新政的韩琦、范仲淹,一时间西北边陲人人自危。因此,欧阳修指责燕度滥用职权,“生事张皇”。建议宋仁宗发出告谕,令燕度不要殃及无辜。边帅今后使用公用钱,只要不入私囊,可以便宜行事,无须瞻前顾后。在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的一再谏言之下,宋仁宗意识到前线将帅使用公用钱的特殊性,指出“边帅以财力啖番部,此(战国)李牧故事,安可加罪?”为案件定下了调子。

梁坚、燕度们身在京城,远离大漠孤烟,与边关将帅素无冤仇,为何对这起案子如此上心?史书记载,欧阳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 说他发表意见直来直去,一点也不避嫌疑。对这起“公用钱案”,欧阳修在《再论燕度鞫狱枝蔓札子》中说的一针见血:“燕度敢兹无故意外侵陵,乃是轻慢朝廷,舞文弄法。臣每见前后险薄小人多为此态,得一刑狱,勘鞫踊跃,以为奇货,务为深刻之事,以邀强干之名。自谓陷人若多,则进身必速,所以虚张声势,肆意罗织。” 说燕度敢于无故侵陵执政大臣(韩琦),借查案为名干预军国大事,是不尊重朝廷,舞文弄法。我经常见到这种阴险刻薄的小人物,一有机会处置刑狱诉讼,便以为奇货可居,做事严峻、苛刻,以博取精明强干的名声。他们认为案件牵涉的人越多,自己就提拔得越快,所以假造声势,肆意罗织罪状,株连无辜。欧阳修的话略显刻薄,但是很能反映“人微言重“的台谏之官急于仕进的心理。

“公用钱案”发案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此时宋仁宗重用曾在宋夏战争中稳定西北边陲的范仲淹、韩琦等人,开始实行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的10条措施,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此时改革刚刚开始,范仲淹、韩琦地位如日中天,改革派在朝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一再劝谏之下,宋仁宗本打算将涉及“公用钱案”的将领略加惩处,但是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王拱辰不干。王拱辰三十出头,是天圣八年的状元,书生意气,年轻气盛。庆历四年正月,滕子京被贬知虢州,只降了一级。王拱辰为了维护言官的权威,一再上奏声称对滕子京处罚过轻,并以辞官相要挟。宋仁宗虽然(对王拱辰)心中不满,但还是将滕子京贬知岳州,按说处罚也不算太重。

《宋史.滕宗谅传》对“公用钱案”之后的滕子京描写很少:“徙岳州,稍迁苏州,卒。” 似乎他在岳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更有人议论所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溢美之词。其实,滕子京在岳州足足呆了三年(庆历四年至庆历六年),三年任期过后,他被调往苏州任职。由岳州到苏州,说明朝廷对他的治绩是非常满意的。以滕子京的品性,在岳州什么事都不做似乎不太可能。根据相关记载,他至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扩建岳州行宫,大力兴办教育。尹洙《岳州学宫记》记载:“滕公凡为郡必兴学。见诸生,以为为政先。”他把兴办教育作为治政的首要任务,颇有远见;第二,修建偃虹堤。岳州地处荆、潭、黔、蜀四会之冲,因船舶无处停靠,往来客商非常不便。滕子京遂上奏朝廷,力主修建偃虹堤,便于舟船停泊,造福四方百姓;第三,重修岳阳楼。有人称岳阳楼是滕子京的“形象工程”,应该说是不明就里。岳阳楼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矗立在那里,唐宋以来文人骚客多在此吟诗作赋。滕子京并不是“修建”,而是“重修”岳阳楼。按滕子京自己的说法,是“稍增于旧制”,耗资不过万缗,算不上大兴土木。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写到:“自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咏,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他一到任,便深为洞庭山水所倾倒,命人书唐宋名人诗赋七十八首于岳阳楼梁栋之间。次年,又自筹资金重修了岳阳楼。因此说,修岳阳楼是个文化工程,与当时文风鼎盛的社会风气有关。岳阳楼是全木结构,极易损毁。两宋三百年,岳阳楼有记载的修复不下十次。

北宋庆历五年(1046)六月,滕子京寄书范仲淹,为岳阳楼求记。滕子京写道:古今诸公于诗赋之外,并无精美文字记载(岳阳楼)。岳阳楼就像是人徒有肢体而没有精神,它的美名能长久吗?此时,范仲淹变法失败已被贬往地方,没有及时收到书信。一年多以后,范仲淹终于写就了《岳阳楼记》。

庆历七年(1047),滕子京在苏州知府任上病故,时年58岁。史书记载,滕宗谅“及卒,无余财”!五个子,还滕子京一个清白!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司马光比滕子京小二十八岁,一生没有到过岳州。他描写滕子京自筹资金的方式,符合滕的行事性格。但是说滕子京“自入者亦不鲜焉”,恐怕道听途说的成分居多。岳州是“四会之冲”,地理位置重要,商贾云集,本不是个穷地方。滕子京要贪污点钱财,没有必要从重修岳阳楼的资金里去抠。如果他真的爱财如命的话,又怎么可能“及卒,无余财”呢?定是司马光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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