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怎样惩治庸官庸吏？

我们当下的社会，经常发生这样一种怪现象：某些人或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堪称祸乱一方。当地百姓尽人皆知，人声鼎沸，唯独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懵然不知；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劣迹斑斑，声名狼藉，而他的上级领导却似乎毫不知情。以至于三五个小打小闹的街头混混，最终发展成上百人的黑社会团伙，如重庆肆虐一时的黑恶势力；以至于央视调查、私访后面向全国直播，而地方官僚却如坠梦中，如两广地区的大规模走私、江浙地区的高利贷等等。

用行政法学的术语讲，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之一，是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官员的不作为。这是国家权力机关职能弱化的表现，是我们党风和政风出现了严重问题。这种全社会的、大范围的感觉麻痹现象，常常被冠以官僚主义而轻轻带过。有关部门和官员的无所作为，导致了黑恶势力和贪腐分子横行无忌，禁绝无期。如果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各种丑恶现象势必长期侵蚀共和国的肌体，成为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痼疾。

于是想起了西汉王朝汉武帝时期用来惩治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法律：见知故纵、监临部主。

史书记载，“及至武帝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奸轨不胜”。意思是说，汉武帝时期对外四处征伐，对内穷奢极欲，导致当时违法犯罪行为高发。于是汉武帝“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汉书.刑法志》）。按《史记》记载，此事大约发生在汉元光五年（前124年）前后。是年，张汤、赵禹同为太中大夫（掌议论，属光禄勋），受汉武帝命，共同制定、修订了西汉王朝的大多数法律（尤其是刑律）制度。见知故纵便是这一时期出台的重要律令之一。

“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原始的法律条文已无据可查。关于这部法律，肯定不只这八个字，应该还有更加具体的法律条文。《史记.酷吏列传》记载，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这部法律是赵禹和张汤共同议定的；二是这部法律的名称可能就是《见知法》或者《见知令》（《资治通鉴.汉记十》记做“见知法”）；三是这部法律重点是要解决的是吏治问题。

“见知故纵、监临部主”八个字，今人的解释杂乱不一。惟《晋书.刑法志》释义较明：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其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知不见不坐。可知“见知故纵”有三层含义：第一，见到或知道有人犯罪而不举报、不弹劾（犯罪官员）的，按故意放纵犯罪论处，其与犯罪者同罪；第二，因官员过失（失察）而没有举报、弹劾的，视具体情节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重至追究刑责）；第三，既没有看到，又确不知情的（前提是不存在利害关系），不承担连坐责任。从语意分析，“见知”之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民，即平民百姓；百姓“见知”犯罪，只要上报、告发就可以了；二是官（吏），即政府公务人员；眼见为实，“见”了就要上报或处置，对同级或上级官员犯罪要行弹劾之权。耳听为虚，“知”了要调查核实，然后据实上报、处置、弹劾责任官员。

“监临部主”是对“见知故纵”的补充，是专门针对政府官员的条款。意思是说，监管的职责要落实到犯罪官员所在政府机构的主管官员。如一个地方社会治安混乱，黑恶势力横行，地方官和主管治安的官员就要承担放纵犯罪或者行政失察的责任。又如政府官员犯了罪，他的同僚和上级领导如果知情而没有举报、弹劾他，就犯了“见知故纵”之罪。如果这些人确不知情，也应承担失察之罪。这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政府官员的相互监督责任，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要严格监管下属的职务行为，否则就有丢官甚至获罪之虞。汉元鼎五年（前112年），诸侯向天子敬献的酎金（助酎之黄金）重量或成色不足，106位诸侯因此被夺爵。当时，这种现象在诸侯中非常普遍，人人皆知。怎奈汉武帝要借题发挥（打击诸侯势力），追究责任。于是丞相赵周便因“见知”之罪，下狱自杀。担负领导责任的丞相尚且如此，主管官员被追究的更是不在少数。

对统治阶级而言，造成天下“奸轨不胜”的原因无非两个，即吏民犯禁者众和官府治理不力。“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对下治民，对上治官（吏），也算是对症下药。放到今天，仍由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是政治清明。失去了政治制度的保障，即便是严刑苛法，也换不来一个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