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刊社在宿舍楼办公前后的那段日子，是我最为充实的时光。

不久，我们搬迁到了院子前端的办公楼。当时是个5层的小楼，还有二层楼的另一个部门的，顶层是个内部招待所。

这时刊社宿舍楼空出了一套三居室，本人独自享用。我不出差的日子，热衷于做饭，而刊社的人则愿意到我这里“打贫伙”。他们常常会各掏一点钱，买点菜，但主菜是肉和萝卜。我会把萝卜汤做得雪白，也会把鲫鱼汤熬得如牛奶一般。因为武汉人把请客说成是“喝汤”。所以我的做菜水平可以与他们比试了。我的炊具，也是有家室的老师们捐出的。我还有拿手的是，做大条的草鱼。因为比较频繁在一块“加餐”。弄得几位大嫂向我讨要秘诀，是用什么办法来“勾引”她们的丈夫，尝尝我做的菜，评价“不过如此”。其实，大伙儿喜欢在我这里凑热闹而已，非汤之功，而是一个小小聚会的地点而已。

我睡觉从来不关门的，因为同事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房间经过，往往会破门而入。有次，我不知什么原因把门锁上了，他们猛地敲开后，进房间的第一个问话：“还有一个在哪儿？”第一个动作便是把壁柜门打开了，好像我这里分明藏了一个姑娘。

不久，我有了邻居。因为出现了家庭矛盾，有位年长的老师住在我的隔壁。他也许需要向人倾诉，便向我诉说着自己的婚姻苦恼。因为他的一个短篇也因为一个长篇，他夫人对号入座，要和他离婚。我惊讶于文化人的离婚大有不同，很是浪漫，又觉得离婚是大大不妥的事。便悄悄地给他夫人写了封长信，告诉我们这位长者的痛苦，力劝他们和好如初。他们后来和好了，特别邀请过我吃了餐饭，表达了谢意。

文化单位领导和部属等级观念相对弱一些。十几个人的单位，经济条件可以说丰衣足食，环境类似于一个大家庭。中午时，几个长者关在一起，好像故意留下我似的，说些黄色的笑话，并拿着我打趣。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均做得有声有色的，属于我所敬仰的人，我第一次听他们说些无聊的话，惊讶莫名的。就像我现在拿年轻人说笑，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样。我心里暗自得意：“小子们，我从前就是这么被炼过来的。”

因为过着一个吃饱，全家不饱的生活。从农村来，没有任何业余爱好，遗有大量时间，便疯狂写作。把我的未来都寄托于此，其实是一种逃避方式而已。不过，几年下来，也颇有收获。这期间，因为发行搞出了一点经验，交往了些朋友，全国有个发行网络，自然而然地便和书商打起了交道。于是，有些书商找上门来，让我帮助搞策划，这自然要讲究文字功夫。这方面正是我的爱好。我常会伙同一些发行商，冒名策划一本杂志，发行于市场。那时赚钱也简单，一本杂志出版，发行就是十几万册。

这时有个特别的机会，让我们抓住了。武胜路文化市场的一位卖儿童图书的书商，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信息，告知现在看日本动漫片，孩子们几乎疯掉了。如果我们改编出版这类动漫图书，肯定畅销。当时还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于是我们一位主要头儿特别承包一个小公司，要我配合他。于是，我们分头行动起来。他与美术出版社一拍即合，我便分头打电话发行商，几乎没有碰到一个不叫好的。我打电话时，成都和山西，还有上海的几位书商回了电话，详细询问了我们出版的情况，我隐约了解到他们也在打这方面主意。因为我们动作太快，他们有些措手不及。那段时间，领导我的头儿，每天要催问我打了多少长途电话，我如果打少了，他满脸不高兴。

在这个小楼的招待所，我的头儿请了10位连环画家，用录相的方式把日本动漫录制下来，定格一下，画一页。不几日，10本连环画便大功告成。很快投放印刷厂，紧急发动到市场，行销一空。这套连环画销售达到百万套。前面提到的那位武胜路的书商，每次都是用一个正方形的帆布包来交款。

其实，我们已经打开了一条动漫之路，现在想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坚持做下来。

值得一说的是，我利用发行出差的便利，在东南西北跑出了个五刊联合体。当时召开第一次会议时，《读者》的老总出了武昌火车站，没有通知接站，辗转来到我们刊社。我清楚记得，他穿着一双猪皮鞋，双脚满是泥泞，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前大声问我在不在。我抬起头来，惊讶极了。他朴实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里了。两年前，我在北京见到他，他一只耳朵有些闭，常用手圈着耳朵和我讲话。我就文摘杂志创办向他请教，他的谈话依然是经验之谈。他向我讲述了他从50岁开始重新创业，到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创业。很让人敬重。他坦然地说：“我们人就是一个经历。不是么？”

北方来的一家杂志社的老总，是辽宁省委的省一级干部，掌控着一家发行200多万份的党刊，因为五刊联合会召开，即兴赋诗一首。上海来的法制刊物的老总，原是上海市办公厅主任，他握手的方式有力而特别，把人从一边拽到另外一边。这两位老总都属于老革命，他们互相抬举，我们看得莫明其妙。

随行来了位法制刊物的副总，喜欢长篇发言，还不断插话。他身患奇怪的多动症，他每说一句话，身体从动到脚摇摆过不停。我实在忍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在我笑声发出的当儿，我的经理集中生智，讲了句笑话，于是大家都非常开怀了。大家其实也是笑的同一点，因为上海那位先生实在表现得太怪异了。会后头儿责怪我，大家都忍不住了，要学点笑话掩盖一下，他严肃地说：“你这么冒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快乐的时光容易过去。现在想来，我十分怀念那段光阴。

鉴于我对刊社做了一些工作，10本连环画销售不错。我上大学时。承包经营的头为我支付了一半的学费3000元，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不少的数目。完成大学学业后，本人便放手闯海了。趁十万人才下海南的余热，我去参与创办一本青年刊物。

可是，海南毕竟是个小岛屿，杂志发行必须靠大陆进行。

那几年尽管离开了这幢小楼。但从来没有和它失去过联系。我记得某年中秋节，老总特别从上海赶到南京来和我一块过。哪知我和邻居到了北大楼的草坪望月，他扑了个空。其实他是从南京去上海的，过中秋节我却忘了问候一下。他却买了些月饼和水果又回到南京。当他第二天把水果交给我时，我体会到他从上海过来和我们过中秋而不遇的沮丧，至今感动中。

我在南京的几年，刊社不管是与纪实文学作家的联系，还是与华东媒体的互动，以及一些发行会议的召开，都比其他地区相对要多一些，尽管华东地区是这本刊物的发行的重点，但我相信也包括我在南京的因素在内。

刊社同事来时多是相邀我一起活动，我偶尔也会请请他们。有次我夫人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向我推荐了一个朋友开的餐馆，我在这家餐馆对他们答谢，哪知不到十人，居然吃掉了近二十个菜。端上一个菜，几筷子压下，便吃尽一空，把那位办公室主任着实吓了一跳。他对我说：“怎么你们这些湖北人这么能吃。”我告诉他：“他们趁我请客时要宰我一下。是在鬼做的。”哪知回汉后，还直嚷着我请客，他们都没有吃饱。给我贯之以“一毛不拔”光荣的称号，简称“一毛”。此举却成全了我。我结识了一群弟兄，他们愿意往下排名次来。我就有了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六毛，排不下去只好叫什么卷毛韩毛相毛之类。十余年后，这帮弟兄有人居然成就千万资产。当这帮兄弟开着宝马和奔驰在这个小院里招摇时，他们又笑言，声称我有批洗黑钱的兄弟。呵呵，我告诉他们，都是他们惹的祸，谁让他们给我取如此名儿。

有时，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份吝啬了。还有次在南京一个特色小馆里请吃，回武汉后，我又变成了一个歇后话，叫什么冯总请客——辣椒伴饭。真叫人气得半死，哭笑不得。这些故事讲成了刊社的经典，新来的年轻人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时，我不知怎么解释。他们往往和我在一块时，会主动掏钱，“冯总在这里呀。”他们理所当然掏了钱，有些本来是我掏的钱事，竟被格外免除了。有时被同事们敲竹杠时，我很有理由地说：“你们不知这个经典，冯总请客——辣椒伴饭。”我发现披着吝啬的外衣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一直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也许同事们用这种方式对我进行校正。

从前年纪尚幼，被年长的老师称之为“小鬼头”。当我稍微年长些，他们对我的称呼也有了些许不同，比如办事比较灵活之类。我似乎总被激励地发挥着这方面的优势。和老总去了一趟扬州，办完事情后，我们想到扬州转悠一下。我问他想不想找向导，他问我“哪有呢？”我便打定主意打个向导。刊社曾举办过一个对联征文大奖赛，得奖者是江苏的一位中学老师。他在获奖发言中，告知他常在《扬州日报》发表文章，是一位与我们刊物同名同姓女同行做责编。我趁他上厕所之机，很快找到了扬州的女同行。说明来意后，得到她的热烈响应，她说她亦听说了我们刊社同行。便热情地邀请我们去游览扬州的园林。分别时，她馈赠一张自己的照片，让我们回刊社转交。我惊讶地发现，同名同姓之人，其性格也很相近，是不是姓名中有某种暗示性，到致性格趋同。找扬州同行，使老总很纳闷，问我是从什么渠道找来的。其实我只不过是趁他上厕所之时，拔了114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