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一个大晴天，我们想到山里去玩，孩子们纷纷表示带我们去，孙朋友特别带着一些腊制品，打算去搞搞烧烤。我们进山时，前后涌了一大群半大的孩子，孙朋友的幺妹也和同龄的姑娘跟着我们，诗人带着一架相机，买了几卷黑白胶卷，沿途照个不停。其中有个姑娘总是摆出各种姿势，希望我们给她多照几张，让其他的孩子不快，纷纷斥责她。孙朋友悄悄地对我说：“她是个玩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姑娘好高骛远，不肯安心在家里做事。她的确有出众之处，我相信她一定在抱怨自己命运不好，我们的到来好像给了她一次机会，她打听到了我们要走的日子，也借口说到县城办事，硬要与我们同行，又怕我们丢下她，夜半在我们住的房子四周转来转去。后来我们还是悄悄离开，她一定很伤心吧。

回武汉后，我们交往更加密切了，一个星期我会两三个晚上和他守在一块，他比我的习惯好得多，不喝酒，被迫喝一点，满脸涨得通红；也不抽烟，除非是装装样子，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更不用说去歌舞厅唱唱卡拉OK之类的了，更谈不上近女色了，全身心投入到做生意之中，可惜时运不好，命运多舛。

他又开始忙他的生意。有段时期，他觉得做竹器和木材的生意不仅不赚钱，而且总会被路卡查收，便做起了别的生意。做了一段时期别的生意，把辛苦挣来的一点钱全赔进去了，没有办法，又回过头来做竹器和木材生意。再后来，便从武汉转到长沙，我们暂且失去了联系。因为有他家里的地址，特别致信询问后，在一年的春节前他路过武汉，到我这里来过一次。他穿着一套很新的衣服，提着一个黑皮包，问我有什么困难没？还从包里拿出了一匝钱，硬要塞给我。看得出来他的精神很不错，和我吃了一餐饭。本来不善言词的他在酒桌上说了许多话，他这些年来一直做得不顺。他的弟弟都结了婚，幺妹也嫁了，只有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这次回去不想让他的老娘再操心了。我觉得他的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年后，辗转得到了他的消息，说他出了什么事情，把赚的钱重新赔了进去，我估计是在山里收的货物又被路卡没收了。

间隔了很长时间，怕是有两三年吧。那段光景，我在南京安了家，后来又到海南去工作，便与他彻底失去联系。等我回到武汉原单位，有一天，却收到了他的一封加急电报，让我速给他打电话，他在陕西一个煤矿里，因为爆破失控，被炸飞了一只手，现在躺在医院里没钱治疗，让我和诗人汇点钱过去救急。我们把钱汇过去，他来了个电话表示感谢，便没有音信了。

因为那次到他的山村里过节留下很深的印象，时常忍不住向周围的人吹嘘一番。有次路过长沙我决定去一趟，去了之后却非常失望，小车可以进村了，那些老房子大多已经不在，那些雕龙画凤的木片被外乡人一百两百地收了个干净。孙朋友的父亲已经故去，有一个晒太阳的老人看着我，亲切地叫我小冯，我才知道那是他母亲。孙朋友不在家，是他幺弟接待的。返回的时候，我们大骂了一通现代文明，不管龟缩到什么角落里，也不能幸免于难。这个山村的人家还装了电话。

时间过去了一年有余，突然想起他。我拨电话过去，号码已升位，通过多方查找，终于接通了那个小山村。当我报上名后，对方说：“我就是。”我有几分不相信地说：“怎么会这么巧？”我问他没有做生意了吗？他说现在什么也不好做，加之手少了一只，钱花完了，没有本钱，过一段时期再讲。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想和你们联系，可是又没有钱还，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安慰他：“那个钱不用还的。”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又说了些闲话，得知他母亲也已故去。他依然孤身一人，而我的孩子都有九岁左右。

时间过去了很久，一天夜里，我还记得窗外下着雨，正落寞时，住处的电话尖锐地叫了起来。接听时，我惊喜地问：“你现在哪里？”他告诉我：“在那个发射卫星的地方——西昌。”我惊讶地问：“在西昌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开金矿。”我正要表示祝贺，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要救急，能不能寄一点钱过来？”我便记下了他给我的一个县农行的账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和他有一年多没有联系了。一边回忆起我和他相识的岁月，一边强烈地想到了他，找出他们那个山村的电话打过去，那里人告诉我：“他现在在陕西开煤矿呢！”我问：“他有手机没有？”对方回答：“有，那个山里没有信号，但矿里有电话。”我让他帮我打听一下。这就是说，我得到最新信息时，他再次到了陕西。

这么说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他一直都在奔波之中，给我的印象甚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

这篇文章是两年前写的，今天修改了一下。忍不住拨通了我保存的电话。对方告诉我一个新的号码，我便听见小孩叫他的声音。我“喂”了一声，他便惊讶地回应了一声，显然听出我是谁。很快像想到了什么，语气平淡了许多。我问他还做生意否？他说没有什么活好做呀。我便说，休息一下也好的。他说自己只是回来了几个月。我问结婚了么？他说这么老了还结个什么婚呢。

他说，有时间还是来我这里玩吧，我说好的。同时，我发出邀请，方便时你也来玩呀。他说好的。

    就这样，我们便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