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成败话知音·利益和友谊

——胡榴明读古人书系列

中国古人关于朋友的论述比较著名的一篇是欧阳修的《朋党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君子为朋，小人为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交才是朋友之交，小人交则是“结党营私”。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欧阳修算是让“小人交”也进入了“朋友圈“，但是对这样一类“朋友”嗤之以鼻。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人（儒家思想者）眼里，朋友之间以利益相交是一件相当鄙俗的事，担心人与人之间“见利而忘义“，但是在西方学者哪里则是另外一种看法。

古罗马政治家兼哲学家西塞罗深刻了解友谊和利益难以脱离的社会现实，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论述：

“使一个人感到心情愉快的与其说是由于朋友（的帮助）而得到的实利，不如说是朋友（给予自己）的一片爱心；只有当朋友的帮助是出自真诚的爱心时，我们才会感到真心的愉悦……不是友谊起因于物质利益，而是物质利益起因于友谊。”
      中国人强调朋友之间“志同道合”，也就是朋友交往不光因为兴趣爱好还可以在一起创建事业，同道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道义”和“利益”怎么区分？从古至今论述非常多。

欧洲学者的观点，利益并不是件坏事，朋友之间相互帮助获取利益无所厚非，重点在于这段友情是否会因为利益介入而分崩离析。

我们的祖先（中国古文人）对利益之交的鄙视正是因为太在意不想看到的后果发生（即利益图谋导致友谊决裂），假使胸怀放宽，一切顺其自然，包括朋友聚散，看问题的心态也许会宽容一些。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与人交往中的取与予都属“利益“——相聚的欢乐，彼此的认可，分担忧愁、分担艰难、分享成果，包括精神的抚慰到物质的供给等，所有一切都可称作“利益交换”——这样的说法也有它的道理，提醒人们不要因为利益的掺杂而质疑友谊纯真的程度。

现实中很多情况朋友需要你的救助，或者反过来你需要朋友的救助，如果我们无视，就没必要期望对方继续和你做朋友。

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是朋友，水浒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是朋友；知音交是朋友，利益交也可以是朋友。中国历史漫长悠久，人物故事多如星辰，王侯将相，英雄侠客，仁人志士，先因为利益聚到一起后因为心志相通成为朋友，这样的故事历史上很多。

伍子胥和公子光

伍子胥名员（yun），字子胥，出生于楚国贵族世家，曾祖父伍参是楚庄王的宠臣，祖父伍举是楚灵王的宠臣，父亲伍奢是楚太子建的老师（太子傅），兄长伍尚是棠邑（河南遂平县西北百余里春秋时属楚国）县尹，伍子胥在楚国所任官职不见史载，推测他当时和伍尚在一起。

公元前522年，楚国发生一起事件直接影响到后来吴国和楚国的命运，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伍子胥。

楚平王和宠臣费无极合谋，准备杀太子建另立小儿子为继承人，太子建闻讯逃走，太子傅伍奢被拘押，费无极逼迫伍奢写信召唤两个儿子来郢都。

伍奢说：“信，我可以写，但是我的大儿子会回来小儿子不会回来。”

楚王派军队送信到棠邑，同时传话：伍氏兄弟回郢都你们父亲可能保命，如果你们不回来的话……

一个让人无从选择的生死要挟。

伍尚下令自己的军队放弃抵抗，准备以罪臣身份随楚王军队返回都城。

伍员阻拦：楚王摆明要挟我们弟兄回去斩草除根，如果回去大家都得死。

伍尚说：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让他以我们兄弟不孝的借口杀死父亲。我愿陪父亲一起死。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军队拘押伍尚回郢都，楚平王立即下令伍氏父子一同处死。

悲愤之极的伍子胥翻山越水逃到吴国，立誓为惨死的父亲和兄长报仇。

吴国自吴王寿梦死后，王位继承人几次三番地反覆，先传给长子吴王诸樊，诸樊死后传位给弟弟吴王余昧，余昧死后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吴王僚，吴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当然很不服气，认为自己理当继位。

吴王僚任命公子光为将军，统管军队。公子光表面上很听吴王僚的话，暗地在民间寻访侠客义士，准备有朝一日宫廷政变登基为王。

伍员流落阖闾城街头，没两天的功夫就有人报给了公子光知道。”

公子光急忙派人从街市中心请来吹笛子要饭吃的伍子胥，待以上宾之礼，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一个是王族之后，一个是世家子弟，年轻，聪明，有野心，有目标，有目的，虽然当天都没有说透，但是心底引以为相知。

公子光推荐伍子胥见吴王僚，吴王僚见楚国亡臣前来投靠很高兴，封赏伍员，留他在身边重用。

人安定下来心安定不下来，伍子胥一有机会就劝说吴王僚：“楚国已经外强中干，如果派兵直攻郢都，可以灭亡楚国。”

吴王僚动心，和公子光商量。

公子光说：伍子胥之所以来吴国，是因为和楚王的深仇大恨，劝我们攻楚也只是为他的私人恩怨不是为我吴国的利益，眼下我吴国还没到能够攻陷楚国的时候。

公子光说得句句在理，吴王僚一听，放弃进攻楚国的想法。

伍子胥知道，如果公子光的“国内事务”没有最后解决，他不会赞成对楚国的大型征战，自己的复仇计划将会落空，吴王僚对公子光非常依赖，不可能独立决定国家大策。

要想自己的目标达成，先得让公子光的目标达成，除此别无他法，虽然自己不屑行暗杀行刺之类的事，但是为了公子光也是为了自己，道德礼仪就顾不得了。

公元前515年，楚平王病死，楚国举国发丧，吴王僚派两个儿子领重兵攻打楚国边境，吴国都城兵力空虚，公子光等待很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邀请吴王僚前来自家府邸赴宴，鱼腹藏剑，专诸刺死吴王僚。

野史《吴越春秋》：伍子胥帮助公子光物色杀手专诸;正史《春秋·左传》：公子光自己物色杀手专诸。总之，公子光的暗杀行动发生在伍子胥来吴国后的第五年，整个暗杀计划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布置得天衣无缝绝对有高手出谋献策。

吴王僚死，公子光登上王位，立即封伍子胥为行人（相国）掌管国事。

后人猜测吴国夺位阴谋有伍子胥全程参与，历史上伍子胥也没作解释——《春秋》《史记》无伍员参与刺杀吴王僚的记载，《吴越春秋》只能当做小说读——无所谓了对他来说。

吴王阖闾如愿以偿，重用伍子胥，和他共谋吴国称霸大计，准备全力对付楚国，与此同时，孙武来到吴国，和伍子胥成为朋友。

关于孙武其人其事，《左传·春秋》完全没有记载，《史记》专章详述，不属本文主题，此处不论说。

此后数年，吴军屡次进攻楚国，楚国旧臣伍子胥和伯噽引导进攻路线、规划作战部署，每一次征战都是楚国败吴国胜。

伍子胥大力举荐孙武，孙武十三篇兵书令吴王阖闾折服。

公元前512 年，吴王阖闾以抓捕吴国叛臣的名义进攻楚国，孙武为主将，伍子胥和伯嚭为副将，一举攻陷舒城，抓捕逃亡楚国吴公子回国（吴王僚两个儿子当年攻进楚国边境听说国内宫廷政变立即投降楚国）。

攻下舒城当天，吴王阖闾非常兴奋地说：看这个阵势，我们吴军一直打到郢都也不成问题。

孙武认为：战争规模太大，百姓过於劳累，现在还不是攻打郢都的时候，我们还得等待时机。

伍子胥在一旁没有吭声，明白孙武的见解的确正确。有比起刚逃到吴国的那几年，他冷静成熟很多，复仇的意识渗入骨血，他想一刀致人死命。楚国疆域辽阔、经济发达、兵力强悍，几次边境作战失利对它来说不算什么，在没有充分做好大战准备之前，吴军攻打郢都，言之过早。

六年后，伍子胥认为时机成熟。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领兵亲征，孙武为大将军，伍子胥和伯嚭为副将，吴军十万，势若洪水，浩荡东来，楚国军队一路往西溃退。

楚令尹（国相）子常领兵抵抗，吴王派五千吴国勇士发动攻击，双方在长江汉水相交处战斗，子常招架不住，沿汉水一路往北败退逃到郑国去了。

吴军大军在楚国领土上纵横驰骋，一路上与楚军交战五次，五战五胜，沿长江岸向前推进，一直打到郢都城下（今湖北荆州）。

楚昭王仓皇逃出楚王宫，吴军进入郢都在街头扎营，吴国高级将领闯进楚国贵族府邸住宿，郢都一片混乱，从街市到王宫全部被吴国人占据，伍子胥带人毁掉楚平王的墓葬棺椁（至于伍员鞭尸三百的传说纯属后人杜撰）。

从伍子胥逃到吴国到吴王阖闾攻占郢都，前后十四年时间，吴王遵守承诺完成伍子胥复仇的心愿；伍子胥遵守承诺完成吴王称霸的理想。

吴王阖闾死后，伍子胥以父亲的慈爱辅佐吴王夫差，最后为吴国的存亡而死。

一个满腔怨愤满腔杀戮之心的人到后来成了一个冷静理性的国家管理者，一个当初纯粹为复仇目的投奔吴国的人到后来自己的人生和生命都给了吴国。

友情给予他温暖。复仇目的达到后，余下来的人生还报朋友对自己的信任和爱，伍子胥原本就是一个忠厚纯良的人，这一点当年公子光比谁都清楚。

利益、事业、感情，合作伙伴、志同道合者、生死相依的朋友。故事情节慢慢发展，人的心人的思想慢慢变化，世间万物从无静止，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一样。

张良与刘邦

大汉天下因为“汉初三杰”。

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萧何和刘邦同乡，沛县人（今江苏沛县），狱吏出身，为人干练老辣不失忠厚，为刘邦的事业忠心耿耿一生，足智多谋，顾大局识大体而且善于在最微妙的政局下保全自己得以善终。

韩信出身平民，知兵法懂谋略，经萧何的推荐被刘邦重用，北伐东征，扫荡众诸侯，为大汉王朝江山屡建奇功的军事主帅，最后因对天下大局把握不当被刘邦集团谋杀。

张良和他们两个人除了为刘邦效力这一点一致以外，其它很多不同点。

出身不同，思想修养不同，为人行事的想法和做法也不同。

张良出身贵族世家，祖父是战国时期韩国三朝国相，父亲是两朝国相，韩国被秦国灭亡，张良造反因为国恨家仇，而出身平民的例如刘邦、萧何、韩信等人造反是趁乱起事私心图谋，效果都一样，格调上和没得比。

开初张良很理想主义，热血青年味道，博浪沙刺秦王失败，之后先投奔项梁、项羽，后来扶植韩王（韩王成），公元前207年，以韩王司徒（相当于国相）身份与刘邦见面认识，从此开始他们一生情同手足的政治合作。

所以说他和刘邦手下的谋臣和武将不同，较之旁人，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平等，亲切随和，但是保持距离，共同的利益不同的奋斗目标，一个想恢复失去的王国，一个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两个人无意中走到一起，不是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一见钟情”那种友谊，而是在合作共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

在没有夺得天下之前，刘邦待人谦恭亲和，尤其是对有才能有身份的人更是如此，“礼贤下士”做得再好也不过，脑子聪明，为人也不错，懂得哪一个人哪一件事哪一个谋画对自己有利，格外善待和优待帮他出谋划策为他利益目标着想的那些人，他这样对待比自己聪明百倍而且没有个人贪欲的张良，因为他懂张良，张良也心领神会。

《史记·留侯世家》：“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刘邦），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

他人“皆不省“——别的人都听不懂张良谈论的《太公兵法》，只有刘邦无论懂不懂都会以好好的态度对待张良，静静地听他说，然后遵照他说的谋略去做。

理解是两个人要好的基础，对于出身高贵而的确是胸有大略的张良来说，在群雄并出锋烟四起的乱世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朋友非常难得，他很珍惜。

对于刘邦来说，也许是事业的需要，他需要这样天资卓绝的人才；也许是因为乱世中情感的需要，除了部属外他需要一个对他真心的朋友，利益和友谊，有时候可以合并在一起。

接下来，张良随刘邦一路征战一路出谋划策，南下西进，抢先进入咸阳。

公元前206年，鸿门宴，在项羽势力和刘邦势力将来谁得天下？张良早已做出选择。

这年七月，张良一个人回去韩王成身边继续复兴韩国之梦，刘邦率领军队离开咸阳去汉中安身伺机东山再起。张良送刘邦一直送到褒中（今陕西褒城），两个人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这时的刘邦是真正的君子（说“谋略”也行），这个时候他的确需要张良，而且张良对他也真心的好，但是他尊重张良的选择，看着他离开自己回韩王那里去了。

因为张良在秦地泾渭分明的立场（即和刘邦联手），彻底得罪项羽。项羽坚决不许韩国复国，驱赶韩王成到东部彭城不久后杀死。张良逃过项氏军队重重封锁，辗转千里来到汉中投奔已经暗渡陈仓平定三秦的汉王，直到这一天，他才正式归属刘邦，从合作者转为从属者。刘邦非常高兴，依然待他如朋友。

明代李贽评论项羽杀韩王成这一事件说：“为汉驱一好军师”，把一个好军师驱赶到汉王那里去了。

复兴韩国之梦破灭，从此张良无后顾之忧，一心辅佐刘邦，直到他夺得天下。

后世文人对张良崇拜非常，不是因为他文韬武略成就一个开国帝王和一个大汉王朝而是因为他大功告成后激流勇退的孤高超脱。

对一个人人格的赞扬高过对他建功立业的赞扬，这是中国古人的惯例。关于“丰功伟业”，历史评价各有不同（例如秦始皇例如武则天）;关于人格品行，千百年来在中国，评判标准已趋一致（儒家思想标准）。

《史记》记载：张良在汉高祖立国后不久即提出辞职，说自己“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赤松子：中国道家文化传说中的仙人。

张良的意思：离开朝廷归隐山林求仙访道从此不问政事。但，这个“请辞”没有实现，此之后他依然留在长安，深居简出，尽可能不参与朝廷事务，刘邦去世后辅佐太子继位，八年后病逝。

李白诗：“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扶风豪士歌》）。

为什么张良当年“未逐赤松去“？猜想高皇帝不放他走，而他也接受了这一挽留，是看在故旧之交的份上还是看在君臣之交的份上就不在这里纠结了。

刘邦善用人但并非温良敦厚之辈，登上帝位后，君臣矛盾迭起，“高鸟尽角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杀死替他攻城掠地平定江山的韩信，刑拘替他处心孤诣谋夺天下的萧何，也许出于无奈，为了刘氏江山稳妥，他非得冷血（例如假吕后之手暗杀韩信），但是他和张良平平和和相处一生直到最后。

后世人都说张良好不会说刘邦好，不过他们君臣之间相依相惜友谊从始到终，客观地说，还是两个人努力的结果。

注1：参考书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司马迁《史记》、陈蒲清校订《古文观止》等。

注2：公子光和吴王僚之间血亲关系史载有出入。

 

修订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