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在东北

梅寒

曾经，我觉得那个像黄昏一样的的冬日上午，是我人生记忆中最酷寒又最难忘的一个上午。当然，现在我得换一种说法，那个上午，其实是我生命里何其温暖的一个上午。

我的狼狈，应该缘于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爱臭美的心——那样的大风严寒天，我竟然穿了一件薄薄的格子呢大衣，脚上穿的是一双细高跟儿的单皮鞋，一条薄薄的丝巾是系在脖子里的装饰品，起不了任何挡寒的作用的。在公共汽车上颠簸了三个小时后，我和母亲从车子里下来，双脚着地时，一阵钻心的疼几乎让我站立不住。

那个冬日上午，空气中浮动着的沙尘颗粒生生把早上九十点钟的太阳裹得像一枚被剥光壳儿的蛋——它悬浮在半空，浑身都泛着冷冷的白。从西北方向的山口呼呼刮过来的风，根本不让人开口。一开口，就给你填上满嘴的砂粒。

“妈，你知道那个表哥家在哪么？”我大声问母亲，那样恶劣的天气加剧了我对母亲的不满。

“不知道不会问啊，鼻子下头长着嘴。”母亲那天的打扮相当土气。她穿着老家农村那种常见的笨棉袄笨棉裤，头上还裹着一块掉色掉得看不出本色的灰扑扑的方巾。出门前她把她给我做的笨棉衣都找出来了：天冷多穿点儿。可我没听。我怎么能容忍穿上那样蠢的衣裳去见一位重要的亲戚呢？

那年，我二十二岁，还在北京某高校里读书。自诩为一枚酷爱风花雪月的文艺青年。那个寒假，离我毕业还有半年之际，我被母亲强行“押”着去那位表哥家里，为的是给我找工作。

在彼时我的眼中，母亲的举动简直可以用幼稚可笑来形容：那个表哥，跟我们家八杆子打不着，他跟母亲也仅仅是小时候见过几面，中间已经隔了漫长的三十多年。可母亲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他是什么局的大干部，脑子一热，就大包小提的“押”着我和那两只老母鸡翻山越岭地来了。

那天，除了要监督我——怕我随时改变主意打退堂鼓，母亲还要照顾她手上那两只极不情愿的老母鸡。两只老母鸡是母亲从鸡窝里直接掏出来的。为了女儿的未来，她把家里两只正在生蛋的老母鸡给奉献出来了：“城里人讲究，嫌洋鸡蛋没营养，这两只鸡可是一天一只蛋。”

鸡可不那么想，也许它们过惯了乡下散漫的生活，现在猛不丁被装进尼龙网袋里，它们非常不开心，一路上都在上窜下跳的踢腾，还不时伴着一阵焦躁的“咯咯答”。有一只在车上拉了屎，弄得满车子的人都朝和我母亲翻白眼。那会儿，我真想拉开车门直接跳下去。

“你知道现在大学生都是怎么找工作的么？有人才市场，有简历——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来说话。”一路上，我也没少给母亲灌输这些新思想。我的个人简历，我已经制作了好多份儿，准备寒假一回去就往人才市场上投放。可母亲一句话就轻飘飘地给挡回来了：“多个朋友多条路，成不成先去看看再说。你以为人才市场上那工作就那么好找？”

如果那天不是那两只老母鸡捣乱，我和母亲的战争也许不会爆发。毕竟，彼时我只是有点儿清高有点儿孤芳自赏，我知道母亲的不容易。可正因为我太知道她的不易，朝她发起脾气来才那样的不留余地。

那两只鸡，在我们拐上县城最繁华的那条街时，竟然挣破了那只囚禁它们的尼龙袋子“咯咯”叫着飞跑了。黑母鸡往东跑，芦花鸡往西跑。人来车往的大马路上，我和母亲要躲开身边一辆辆急驰而过的车子，又要惦记着那两只鸡——担心它们跑得追不上了，又担心追紧了它们被车轧死。而我脚上的高跟儿鞋又是那么不给力，我像踩着高跷在耍杂技，左一歪，右一扭，就差没把鞋跟儿扭掉。那个热闹的场景让很多路人都停下来……想想吧：一边儿是步履蹒跚行动笨重的老妇人，一边儿是打扮入时却同样步履蹒跚的年轻女孩子，她们两个张开双手在大马路上拼命地追赶着两只鸡……

“不要了，让它们跑。也不去找什么表哥了，回家，找什么工作啊！”我终于彻底崩溃了。站在马路中央“哗哗”淌眼泪。母亲根本不听我的，她还在继续蹒跚着往前跑。风吹起她灰色的方巾，也掀起她额前灰白的乱发，看着那个笨重的背影，跑起来极不灵便的腿，我的喉咙堵死了。说不出是哪一种疼。

母亲总算把那两只鸡都给抓回来了。她到我跟前时，人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嘴唇都已乌青，可她脸上还是挂着那种好脾气的笑：“好家伙，还真能跑。差点儿误了我们大事。”母亲把那两个“肇事者”给塞回袋子里，又解下头上的方巾把袋子口死死扎住。

“走吧，别哭了。治气不当饭。来都来了。”母亲是个急性子，可那天，面对我的刁蛮，她竟然一路上都忍下来。而一路上支撑着她走来的，是当时让我觉得极丢脸的一个秘密——一个算命的跟她说——你家闺女的贵人在东北。那以后，她想了好久，总算把我家东北县城方向的远房表哥给想起来了。然后，她便拉着我踏上了开往那个小县城的公共汽车。

那天，我和母亲打听了半个县城总算才在那个县城的一角找到我的那位“贵人”表哥。可他满脸狐疑地站在院子里迎接我们时，我又一次哭笑不得——为了我的天真的母亲。他竟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了，估计早退休多少年了。他喊母亲“小姑姑”：“小姑姑哎，你咋找到老侄子门上来了，三十多年没见了。”“小姑姑有难来求老侄子了。”母亲倚老卖老，一古脑儿就把来意说出来了，竟然没有丝毫的扭捏不安。

其实，母亲不仅仅为我寻找过“贵人”，她也为妹妹寻找过。当年妹妹初中毕业，文化课成绩平平的她眼望着连县城一中也无望进去，又不甘心就此辍学，一夜之间哭得眼睛肿成红桃儿。那天早上，母亲二话不说就出门了，下午她喜滋滋地从外面回来对妹妹说：找人给你算过了，你将来会有贵人相助。母亲搜肠刮肚地为妹妹找到的“贵人”是县三中一位颇有名气的音乐老师——她把妹妹送去县三中音乐班学了音乐，理由很简单，妹妹从小嗓口好。而妹妹后来在音乐之路上的天分证明母亲当初的决策有多么正确。妹妹用自己的歌喉为自己唱出一片明媚的未来。

当年算命先生那些“贵人在东北”“有贵人相助”的预言是否真有其事，还是他信口开河，我无从得知。那一趟与母亲共同寻找“贵人”的旅程却让我终生难忘。母亲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她有自己最简单朴素的生活之道：“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你不迈步去走走怎么知道哪一条适合你？世上的门有千万扇，你不去推开怎么知道哪一扇门后头藏着宝？算命先生也就是找好听的说罢了，好路还得自己寻。”

母亲，她原并不迷信算命先生的话，但她迷信自己心中对美好生活的种种期许。

已刊《品读》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