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好好相见

——专访蒋雯丽

文_本刊特约记者 王莹莹

《我们天上见》剧照

北京的冬天，坐在温暖明亮的咖啡馆里，蒋雯丽和一帮好友相谈甚欢。她刚刚从片场赶来，马上还要奔赴下一个片场。时间对于这样的一线明星而言，确实是挤海绵。但在她身上，你看不到一丁点儿被时间追着跑的急躁，而是从容温婉，一如她在荧屏上的形象，无论是知性、极致、疯狂还是焦灼，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追求美，追求心的安宁。

此刻的她，素面，黑衣，短发被帽子压得略略变形。哪怕是在这家小小的咖啡馆，她也算不上闪闪发光的超级美女，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令你无法移开目光。而这种力量，令岁月在她身上变成了营养。 

你能想象吗？今天的蒋雯丽，除了是影视明星，还是一名导演，并且开始写书。2010年，她取材于自己的成长往事，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我们天上见》摘得韩国釜山电影节“最受观众喜爱影片奖”；不久前，她将电影剧本改编成散文集《姥爷》，不过是童年记忆中的点滴小事，细细读来，却如同看到《城南旧事》中的英子，穿着红棉袄，扎着麻花辫，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淡淡忧伤中雀跃而来。

这样一场转身，谈不上华丽，却优雅温暖，因为它无关野心，只为完成一段岁月的记录。“以前每次听到妈妈说，哪个大大不在了，哪个伯伯走了，我心里都很难过，仿佛岁月也随着他们的消失而消失了。那些我童年熟悉的面孔、那些记忆的碎片，让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把它们定格在某一瞬间。” 

从2005年开始写剧本，2008年开拍，3年之内30次易稿。写好之后当然首先给老公顾长卫看。“他觉得很好，超出他的想象，因为纯属成长记忆，没有那些花哨的东西，很有画面感。”

没有依靠老公，而是亲自操刀拍电影。为了如实还原故乡安徽蚌埠的画面，她对摄影师说：“能下雨的地方尽量下雨，画面要像中国的水墨画。”结果，一共120场戏，需要下80多场雨。这可难坏了所有的部门，因为雨戏是最难拍的。她请来的特效师刚刚从一个大制作影片中下来，带来了拍摄那部电影的全部设备，却沮丧地说：“那部影片才一场雨戏，你们这部80多场，设备不够。”

如果说当导演纯属完成个人心愿，写书则是“被逼的”。为了把电影作品推广开来，朋友们建议蒋雯丽把剧本变成散文集。“都是挤时间写，写得最多的时候是去年春节带老人孩子去三亚度假。安顿好他们，我就找安静的地方写，或者他们睡了，我抱着电脑赶紧写，有时写着写着他们喊了，还得停笔。”

虽说都是处女作，口碑却甚好，但她仍然是谦逊的，甚至略带羞涩。“真的吗？”她微笑着反问别人发出的种种赞美，如同一个没有自信的小女孩。不足之处当然有，情感仍是最重要的。“技术有不足的地方，但打动人心并不取决于这些，而是作品中有没有爱。”她说。 

爱，令一个人变得特别

在影视圈，牢牢占据一线地位的蒋雯丽总有一些特别的味道。温婉、知性、优雅、淡定、从容……从《我们天上见》到《姥爷》，所有的形容词恍然有了根基——爱。

蒋雯丽的爱来自童年。父亲支援新疆建设，母亲工作忙碌，无暇看管她，因此从两岁开始，她便跟随姥爷长大。“姥爷和我，一个90岁，一个七八岁，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扶持我长大，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一个生命像小树长高、长壮实，另一个生命却像棵老树，慢慢地倒下，无声无息。我想把这种爱、这种生命的传承写出来。”蒋雯丽说。

这是一种怎样的爱？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可歌可泣的传奇，不是口香糖般廉价的花言巧语，而是渗透于时光，缓缓流淌于一箪食、一瓢饮、一缕丝的小事，琐碎到你几乎看不见。比如姥爷给她补胶鞋：“他先用锉子，把破损处的周边锉平，再从报废的自行车轮胎上剪下一小块胶皮，也用锉子把周边锉平，然后，用烤热的火剪把胶皮粘在胶鞋上，把鼓起来的部位锉下去。” 

比如她不小心把新棉袄弄上了泥渍，伤心欲绝中看到：“阳光中，烟囱炉子旁，姥爷戴着老花镜，托着我的棉袄，在炉火上烤，边烤边用小刷子一点一点地把泥刷掉。”

比如吃饭：“姥爷盛菜的碟子，永远是纯白色的，不带任何花色图案，因为白色的碟子才能衬托出菜的色彩和美。姥爷把菜盛进碟子之后，还会用抹布把白碟子的四边擦干净，让菜美美地待在中间。”

其实又何止姥爷，还有那些清贫却良善的街坊四邻，如同一首优美的田园诗：“张奶奶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小鸡下蛋。随着‘咯嗒咯嗒’的叫声，张奶奶晃动着她细长的身躯，准确无误地从鸡窝里取出一个热乎乎的鸡蛋，笑眯眯地让我摸摸，小心翼翼放进坛子里。”

没有戏剧冲突，没有生离死别，没有跌宕起伏，只有生活中的小事，娓娓道来。真的可以这么普通，这么渺小，这么平淡？曾经，蒋雯丽也有过怀疑，甚至无数次将剧本改编成扣人心弦的情节剧，但她最终选择了放弃，忠实于生活。而这种放弃，却无意中营造出另一种回归。

在豆瓣电影上，有这么一段影评：“最近跟着家人看了一部电影《我们天上见》。本来不抱希望，随便看看，但荧屏上的暖暖亲情感动了我。想着家里瘫痪的老人，我突然想让老人也感受到我年幼时他曾经给予我的温暖。我要我们在人间时尽心尽力，不要等到天上时见。”

在拍摄电影《让子弹飞》的间隙，葛优看到了这部电影。当看到由朱旭扮演的姥爷给10岁的外孙女小兰扎头绳时，他承认自己流泪了。“本来这应该是由妈妈完成的画面，没想到却由近90岁高龄的姥爷来完成。”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这样一些温暖的画面，都有一个“姥爷”。我们也都以孩子的心打量过这个世界，听到风吹动树叶婆娑的声响，看到雨水从屋檐上倾泻如注，还有阳光的影子，从屋子的这边走到那边…… 

或许，我们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不安，都能在这些画面中获得片刻安宁。

不要等到天上见

姥爷离开已经30年了。年复一年，每每回老家，蒋雯丽都会给姥爷上坟。 

“每次扫墓我都会跟姥爷聊聊，说说委屈，有时还把自己说哭了。”蒋雯丽说，“其实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成功与否，姥爷都会很欣慰，都会无条件接受。这就是爱，爱自己的孩子，不管他有多丑。”

幼年时，蒋雯丽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体操世界冠军，长大后却成为一名自来水厂女工。正如电影《立春》中的王彩玲，她一直试图“走出去，改变命运”。考电影学院时，考官出了一道题：“讲一件你最难忘的事情”。“我想都没怎么想就上台了，讲的就是在医院里和姥爷的最后一面。讲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了，像灵魂出窍一样，姥爷就在我眼前。大家安静极了，全都听我讲。后来听说郑洞天老师当时就说，这个学生我将来一定要用。” 

如果说，每一个生命都有上帝派来的守望天使，那么这个天使对蒋雯丽来说便是姥爷。“姥爷一直在帮我，从小时候带我到考电影学院，再到今天拍姥爷的故事，我的每一步都跟姥爷有关，每一步都是爱。也因为这份爱，让我看世界的眼光没有那么功利、浮躁，而是相对单纯、平静。”

五光十色的演艺圈里，蒋雯丽人淡如菊。“我其实是个封闭的人，和演艺圈接触很少。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我就不会外出参加舞会等活动。刚一毕业我就结婚了，又走进了家庭这个封闭的世界。”

蒋雯丽与顾长卫的婚姻是中国影视圈的一段佳话。拍摄电影《孔雀》时，顾长卫曾骄傲地说：“老婆养了我5年。”一个儿子、一个领养的女儿，读的都是普通公立学校，坐校车上下学，穿的多是朋友送的旧衣服。儿子说没事儿，做母亲的她也觉得挺好。

电影拍完了，书写完了，她感觉自己对爱的理解更深了一层。“更珍惜了。父母一天天老了，不知道哪一天就走了，所以会更珍惜。孩子们一天天大了，很快就会离开你，所以会更珍惜。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买菜、做饭、陪孩子写作业，周末一起郊游、看电影，看起来平淡无奇，但这就是生活。”

在《离别钩》中，古龙写下：“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地相见。”“不要等到天上见。”蒋雯丽说，“我们的爱，要在今天，要和身边每一个人好好相见。” 

老公鼓励我当导演

《读者·原创版》：昨天我连夜看了电影《我们天上见》。若不是这次的采访任务，我肯定会错过一部美好的电影。这部反映你和姥爷的亲情之作、你头一次自编自导的电影、朱旭老人的封镜之作，知名度却不高，有没有感到遗憾？ 

蒋雯丽：我觉得投资公司给我这个机会，完成一部很个人化的电影作品，已经很幸运了。至于遗憾，当然会有，但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因为市场完全是另外一个门类系统，作为创作者，我的精力只能顾及拍摄。国内的电影院是不分类的，文艺片、商业片都在一起放，所以我们这种片子的空间很小，放映时间要么是早上9点，要么是夜里11点，能放10来天就不错了。其实这类亲情片，我觉得应该模仿日本的那种院线慢慢放，像《那山那人那狗》，一放一年，靠的是长线，口口相传。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影院，毕竟不是像《泰囧》那样的片子，大家一窝蜂去看，喜欢娱乐的人多。我也不是没有商业头脑，只是无能为力。

《读者·原创版》：为什么没有让老公顾长卫帮你拍摄，而是选择自己做导演？

蒋雯丽：就是他鼓励我自己导的。他建议我，既然剧本都是亲身经历，自己导会特别有感受。起初我还想着让他给我当摄影，他说如果他当摄影，人家会认为这是他的电影作品，不完全是我的，于是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台湾摄影师林朗中。他仅在剪片时给我提意见。

《读者·原创版》：他怎么评价这部电影呢？

蒋雯丽：这部电影是用胶片拍的，我很庆幸做了这个选择，因为胶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进入历史了。电影的调光、配色完成之后，我让他去洗映场帮我对第一个电影拷贝进行技术把关。当时他邀请了另外一个摄影师一块儿去的。我很忐忑，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成片。他看完后很感动，特别由衷地祝贺了我，我当时真的很激动。

我希望带给大家一种暂时的回归

《读者·原创版》：从2005年到现在，似乎追忆姥爷、追忆童年时光占据了你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比重。

蒋雯丽：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没做演员以前我就想写姥爷，但功力不够，难以实现。2003年，我拍了《中国式离婚》《好想好想谈恋爱》《爱过我放过我》，还有一部电影《台湾往事》，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于是2004年基本没有拍戏，完全调整自己。就在那一年，我想，身边的人包括自己都像蚂蚁一样，都在忙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要是明天真的死了，今天我们会为什么而感到遗憾？我告诉自己，首先，我喜欢西方艺术，于是就去了欧洲，一个博物馆一个博物馆去看，感觉真是太棒了！其次便是这个心病—表现姥爷，表现童年岁月。没有什么得失的考虑，哪怕做完以后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可，却是我最想做的。于是，2005年我就开始写剧本了。

《读者·原创版》：曾经的生活、那个时代的人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蒋雯丽：我的价值观是在那个年代确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价值观，现在我们却不这样了，这是很遗憾的。姥爷对人一视同仁、乐善好施，不管你是什么阶级类型，到我家都用很贵的茉莉花茶招待。记得有一个瘸子马爷爷，差不多每个星期三中午都要来我家要饭，每次姥爷都让我拿5分钱的钢镚儿放到他的破碗里。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来，我们还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直到现在，我在路上碰到要饭的一定会给，但大家总认为是假的，唯恐上当。对比姥爷那个时代，今天我们富裕了很多，但同时也丢失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