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幻灭中的幻想

——《推倒写作“柏林墙”》自序

一位署名“陈义智教育博客”的网友在博客里给我留言：

像王先生这样的教师，我想更多的应该讲“育人之道”，而不是“考试之术”。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我回复说：

您说的没错。可是，考虑任何问题不能脱离环境。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谈教育，不能脱离高考，不能无视高考对社会人心的强大吸引力，不能无视高考几乎成为中学生学习惟一动力的严峻现实。惟一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选择，就是把备考纳入学生素质提高的渠道，使学生在提高语文素养和做人品位的同时获得优秀成绩。“育人之道”和“考试之术”是能够统一的，而非绝然对立的。这正是我努力做的事。您应该没有认真看过我写的东西，也没有听过我的课。我讲的‘考试之术’不是您认为的“考试之术”吧？卑之无甚高论，我这样的教师，这样一个普通教师，不是您期许的那种仙界大师——当然，这种期许很美好。谢谢指教。

对这回复，包括对自己今天所做的努力，我是不满意，很不满意的。我曾在一篇小文《追求语文教学的自由境界》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带着一个幻想，一个语文教师的幻想，开始教书生涯的。我幻想一个秋日的清晨，蒙蒙细雨中，着一件灰布长衫，夹一册薄薄课本，拈一段寸半粉笔，踏一地飘零秋叶，就这样，走向我的讲台。二十年，弹断一柱烟灰。至今，我仍然幻想那一册课本、一段粉笔的境界……

尽管我向着自己的幻想，不断努力，不断挣扎，但却渐行渐远，以至于变得遥不可及了。我相信，这种幻想幻灭的茫然和痛苦是潜存在每位语文教师心底的。

我怀念自己的初中生活，在1954年到1957年间，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三年。前不久同学聚会，我还能背诵出同窗崔君衍先生初一时的作文：“秋深了，北方的人们已经披上夹衣和棉袄。塞外风光冷落了，初现了冬天的气息。树枝凋零了，一望无际的内蒙草原枯萎了。黄河流域辛勤的农民割下了农作物。幸运的植物躲过了霜冻……”。我喜欢北京鲁迅中学的校园，那里曾经是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故园，那里的回廊楼院，似乎还留着刘和珍和婉的微笑。我梦想《早春二月》中萧涧秋和《最后一课》中韩迈尔老师的教室，那种没有功利的自由天地。在《随笔》杂志上读到安徽水岚村一名初中学生1948年至1949年间的日记：“ 八月初三日，晴。看到花园内，有两丛好花，一窠花开红色，一窠花开白色。白的花开秋季，花名称为水粉；红的月月开放，花名称为月月红，又称月月贵。有此红、白两花，对我读书案前，闲来很喜赏玩……”，我不由生出恍非今世的感喟……

不知何时，功利和虚假浸蚀了我们的作文课堂，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写作环境和这样的学生习作。功利和虚假奠定了写作“柏林墙”的根基。

为了以幻想呼唤幻想，我写了这样一本书。我能够推倒这座雄厚的“柏林墙”吗？也有一位博友很不客气地在我的博客里留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能改变作文教学的现状吗？”我只能硬着头皮回答：“难道我的房子不好，我还不可以擦拭一下窗子吗？”

是呀，我也只能如此了。这道“柏林墙”是由高考命题、阅卷、备考，当作系统工程构筑的。其中“命题”这一环节，除了提供“选准角度”“不得套用”等模糊用语，供人曲解外，大体尚好，因为它是公开的。而秘密或半秘密操作的“阅卷”和“备考”，则牢牢以它的潜规则支撑着压制写作自由空间的壁障。

让人费解的是，命题、阅卷和从属于教育的备考，都是政府行为。而这些政府行为又与政府颁发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与历次“全国教育大会”的精神和各种教育法规公然相悖。我曾期望能制定“命题法”和“教育法”，规范命题语言和阅卷行为，也许真的是太天真了。

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在《高考阅卷，事关国运》一文中谈到此事：

我近年来主张建立一门“中国考试学”，但并不指望三五年就能实现。大绩老师曾呼吁有关部门建立“阅卷法”。君不见，30年来，只要什么东西一有了“法”，命运似乎就变得更糟。有了“教师法”，教师就被欺负得更“没法”了。没有“环境保护法”的岁月，环境好好的，有了“法”，连环境是谁破坏的有时都找不到了。很多坏人坏事都有“法”护着，你连告状喊冤的空间都没了。

也许是吧。但是，又不能不说。就算今世解决不了，也总可以让后世看看，我们这一代教师是多么无能吧。北京大学出身的另一位学者薛涌在新作《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一书中说：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自己拥有这唯一一次生命，绝不能接受这种计划体制的教育的切割。陈寅恪先生也曾以诗明志：“天生愚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我想，这不只是我们对学生写作的希望，也是语文教师自我的救赎。

为此，感谢出版这本书的轻工业出版社，感谢为此辛勤工作的编辑们——他们帮助我记录了一段历史。

                                   2010年4月日清明时节雨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