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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照筑城，是为“自全计”，但每逢兵荒马乱，日照城池都未能“自全”。

日照城墙由“土”而“石”，直接目的是为朱明王朝绵延子孙万代，但1644年在一片“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中，李自成的大顺旗还是插上了日照城头，并任命了自己的县令王良翰，尽管前后只二三个月，椅子还没坐热，但毕竟也“为官一任”，且力所能及地“造福一方”。尤其体现在农民造反的最高理想——“杀富济贫”上，当时日照数得着的大地主厉宁的4000多亩地全被大顺政权给“均田”了。史载：

所有田产、牛只、家属，悉为……瓜占。

明清易鼎，日照城归清后曾“自全”了200多年。

近代以降，华夏多难，日照亦不能免。尤令日照难堪的是，德意志圣言会传教士和“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惯匪都曾在县太老爷的太师椅上发号施令。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后街头村（时属日照县）一带传教的夏教士听信教民之言，声称该村要“聚众灭教”，威逼县衙严究。迨经县官传讯，始知教民王英环等因向屠户历学珍赊借未遂而捏词耸听，以图报复并讹索村民许言踵的财物。而刚由曹州府调至日照县的传教士薜田资下车伊始不问清红皂白要把许言踵送县治罪，否则：

必派洋兵围庄剿杀！

　　　　　　　　　――《总署收开缺山东巡抚张汝梅文》，《教案＜六＞》

薜田资的无礼导致“群起不平”，11月9日把他架至村外庙中评理，适逢大集，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揪了薜田资的须发，村民在愤怒之下抢了部分教民的衣物。

县令吕炳元深知此后果不堪设想，一面急报沂州府，一面星夜赶往弹压，并把薜田资接回县城保护。沂州府闻报大惊，忙檄委候补知县乙沛恩前来会同查办，适值德副主教福若瑟由青岛到日照，遂18日签订了严惩首事之人、赔偿教民损失的合同。

但主教安治泰却十分不满，然因“无所借口”，便称“薜田资受惊伤脑，顿翻前案（《德国在山东》第四章，约翰·E·施雷克）”，并亲至省洋务局施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只得派兖沂道彭虞孙再与之谈判，最后不仅被额外勒索25000两白银，还屈辱地接受了由官择地在县城修教堂一所、县官率绅士公开赔礼等条款。

如此一来，教士教民欺压平民之风日甚，安治泰叫嚣要“德军出兵沂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看看”，并得到德国内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和外交大臣布洛克的公开表态。当年12月，安治泰向德国驻青岛总督叶世克和驻北京公使海靖提出出兵沂州府的要求。次年3月，又派薜田资和另一传教士到青岛与叶世克商定出兵沂州府，占领日照城。

3月22日，由少尉冯·韩耐曼率以行商为名的先遣侦察组在黄谷河村西住歇，德人向手无寸铁围观的乡民开枪，当场打死张狗剩、孙四二人，重伤两人。

29日，“高风”号等三艘德国兵船载300人驶离青岛。次日凌晨，一部在法根海的带领下在石臼所登陆，进犯日照县城，几乎一枪未放，锯断城门栓后入城，占领县衙；一部南下直扑安东卫。

德军在县衙发号施令，布告全县，限6日内把薜田资一案犯拿获，10日内审明定罪，并究出恤款，声称如“抗违不从，必为我兵所拿，并邑城绅士数名解赴青岛”治罪（《青岛德督致日照县函》，《教案＜六＞》）。

与此同时，柏林假惺惺地电告列强：德国此次行动“并无领土野心”，而仅是一项“政治措施（《德国在山东》第四章，约翰·E·施雷克）”。海靖也告知清政府：“中国官兵力不足”，所以德派兵“助地方官护教（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分别电寄张汝梅和吕海寰的《谕旨》、《德宗实录》）”。

而究其根源是德人为正与清政府进行的津镇铁路谈判施压，以掠取更多权益。对此，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一针见血：“就目下情形而论，日照教案，津镇铁路，其大端也（《总署收军机处交出内阁侍读学生高燮奏折》，《教案＜六＞》”。故直到5月25日津镇铁路借款合同谈判结束，德军才从日照退兵，但仍抓走吕启业等5名绅士，借口是为薜田资案获犯作质，实际是为安治泰索取沂州教案的赔偿。直到6月底，安治泰又索77020两白银的赔款后方释放人质。

事后，“心累”已久，愤而以病辞缺的张汝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痛陈：

山东教案之繁，办理之难，尤以日照沂州为甚。德人动辄之以兵……海疆重地，后患靡穷。

――《总署收开缺山东巡抚张汝梅文》，《教案＜六＞＝

如果说“日照教案”尚“提高”了地方知名度，一时偏僻小县竟吸引了列强的眼球。而30年后，惯匪刘黑七在日照县衙里耀武扬威，则完全是日照的耻辱。

1931年农历八月十一，日照城再次被刘黑七（刘桂棠）攻破，县长胡相衡竟成了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