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上海热线的网友大家好，这里是2012上海书展的现场，此时此刻在我们透明演播室的是毛丹青老师，能不能请您谈一下对上海书展和对上海读者的印象。
毛丹青：这次不是我第一次参加上海书展，我觉得越来越热闹了，有点像文化庙会一样的，每个人眼睛看书的温度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主持人：《狂走日本》这本书国内读者可能不太了解，您能介绍一下吗？
毛丹青：这是写我在日本25年里面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体验到的问题，写的比较琐碎、细节一点，我经常说我的书不是提供思想的，我的书是提供现场的，我想成为读者的眼睛，变成读者的嗅觉、味觉，都是一段一段小故事。
主持人：您这个《狂走日本》是新版的书，跟原版的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毛丹青：改变很大的，原版在10年以前，我40岁的时候，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注意视觉，所以在书的设计上包括图片上用了大量的力量，现在我50岁，在日本生活了25年，而且我在日本做教授已经有五年了，在教学生，我就想把它变一个面貌，全是文字，几乎没有图，写了22万字左右，在原有基础上加了一些内容编成了这本书。
主持人：您的这本书《狂走日本》最吸引我们的是两个字狂走，是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毛丹青：这个狂走一开始来源于语言的误会，走这个字在日语里面是跑，没有走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古汉语有跑的意思，但现代汉语是走的意思，这个悬念就给了我一个智慧，表明了一个状态，实际上在慢慢行走，在日语里他们觉得我在跑，他们觉得我很忙，其实我是很闲的，我心境如神，我不是很暴躁的，这是来自于这么语言的误会。因为我自己是双语写作，是用日语直接写的，而且我用日语也直接写日本，百分百进入了它的情节它的语言。
主持人：您为什么能够发觉到日本社会的细节，这跟您在日本之前从商的经历有关系吗？
毛丹青：应该有关系的，我在日本经商，这时候我几乎变成了一个孤岛在日本的海洋里，天天几乎不断和这些人接触，就是那一种底端的市景的人群接触，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各种各样职业里面有很多情况，包括日本的自己，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发现，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种职业叫空师，这是砍树的，这个树是什么状态？比如在东京高楼大厦的中间会有一棵树，比如说这棵树长的会很高，长大以后它的树枝会非常夸张，会打破摩天大楼旁边的窗户，这时候你要把树修理，但是你的车进不去，这个时候就由空师来做这件事，这个空师做仪式感相当强，会绑一个麻绳在腰上，穿一个钉子鞋往树上爬，爬树的时候下面有两个小土地在地上撒一点酒，爬上去时候会用口哨告诉徒弟角度是多少，剪完以后会拿树顶端的枝叶藏在怀里，说等10年或20年我再来。
主持人：这是很新鲜的故事，让我们对日本社会有一点了解了。
毛丹青：正因为我看到日本文化是活的，是同步的，像我刚才讲的故事是一个真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概括的东西，就是日本是一个仪式的国家，一个工匠的国家，就从空师这个段子里可以看出来，它非常讲究，很板，包括讲究手艺，对于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描写日本文化应该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允许各种各样的存在，我并不是说它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有这样的描述，仍然有对活着的日本文化描述，这应该是共同存在的。
主持人：您是在1987年就去日本，在日本生活了有25年左右，您对日本也是有自己的见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毛丹青：这要说起来是很大的题目，我简化来说，我觉得是一种无常，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变化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改变的，比如说自然灾害，日本一有台风就得有死亡，一有地震就得有人死亡，自然灾害对日本的震慑力非常强，日本人心里有一种心境，这就算了，我认命了，死的来临是它的再生的可能，它是这样想的。
主持人：您在日本生活了25年，您能不能谈谈我们中国文学在日本是怎样的状态？
毛丹青：我做这件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很遗憾是每年都不好，这是非常遗憾的。
主持人：我知道您曾经做过很多中日文学上的交流，这个交流获得成功了吗？是不是达到了心理预期？
毛丹青：把中国的文学介绍到日本去，让日本读者了解中国文学这是我的理想，中国一些作家和我头一次去日本，为什么我想做这样的文化交流？我想让实体让真人在日本文坛出现。
主持人：您今后有没有新的打算和计划呢？
毛丹青：我想走到一个实体的部分，去年实际上我们做过一个东西，我现在参与主创一个书型杂志叫《知日》，用四个中国的摄影师做了一个村上春树的心象风景，以中国人的眼光拍出来一套东西，实际上这个东西我是在幕後操作，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对日本的好奇可能要超过我，我在日本生活时间长了天天打酱油就算了。
主持人：中日两国的发展还是要靠下一代努力。
毛丹青：对，要没有隔阂性同步走在一起，这是我特别要向年轻人学习的部分。
主持人：谢谢毛丹青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2012-08-24 04: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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