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日本出版的《周刊经济学家》〈每日新闻社〉上发表了一个言论，东京的编辑加上的标题是《日本有很多“文化”的观光资源》，其实，我还有一个潜台词，所谓日本的“文化”必将吸收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这个情景跟相扑比赛雷同，本来是日本的国技，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大力士纷沓而至，甚至连上周俄国大力士的吸毒事件也被人指责为一个阴谋，因为日本相扑已无法维持它的正统性，需要对外国力士加以适当的限制。 

  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这里暂且不问，但类似这样的情景不仅仅是相扑比赛，同时也波及到了其他文化领域。不过，文化一旦“被进入”，实际上是很难排斥的，这一点跟“有形可见”的相扑比赛截然不同。

  具体到一本书籍，经由图书市场的消费，随即就可以变成相应的知识，潜移默化，最终形成异域对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异域”特指日本，而且可以引证日本图书市场为何开始热衷于中国文学。除了出版界对汉学家的信赖程度已不如以往，新生代的日本翻译家如雨后春笋，势头很猛，造成了图书出版策划的繁荣景象。我认识一位知名的日本出版商，他告诉我:“东京每周都能接到外来的出版策划，几乎囊括了所有当代的中国作家，甚至包括年轻的张悦然，我接到的出版策划至少不下三份！”

  他所说的“外来”是指非出版专业人士直接找上门的那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日本的文学青年，因为有感于中国激变的时代，壮胆儿也要敲开出版商的大门，不过，这些出版策划近乎百分之百都打了水飘儿！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目前正处于挑战日本的一个好时机。之所以能这么说，也是因为跟日本的国策有关。日本政府于2003年正式提出“观光立国”的口号，并确定了2010年迎接海外游客1000万人次的目标，随后的统计表明，2003年500万人次的海外游客到了2007年已经超过了800万人次，今年有望突破900万人次，成长率十分显著。最近，日本政府再次提出2020年以迎接2000万人次的海外游客为近期目标，在文化接收的层面上加重政策的指向性，以“观光”刺激经济的发展。

  毋庸置疑，所谓“观光”，就是无烟工业，由于人员流动的密度增大，来自对象国的文化也将逐渐成为公众的话题。这些年，中国的电影、音乐、戏剧与文学都从这个方面呈现出了好兆头，尤其是文学出版这一块，以最新出版的余华《兄弟》为例，无论是出版商的用力也好，还是宣传的效果也好，几乎是这些年中国文学之于日本图书市场上的最大的秀。

  今年秋季，安妮宝贝和郭敬明将分别赴日访问，这对他们是头一次，势必对日本图书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安妮宝贝《告别薇安》和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分别由日本著名的小学馆和讲坛社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生代，他们的存在正迅速引起日本图书市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