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说“旧城”，可无论对国内哪座城市，恐怕现在都得这么称呼，因为发展速度这么快，不知不觉中，你曾拥有的鲜明记忆也许会突然蒸发了，不止一次，我的感觉都是如此。

  最早去天津已经是将近20多年前的事儿，当时为了参加一个文学理论的讨论会，因为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初来乍到，整天诚惶诚恐。后来承蒙文学所刘再复所长的推荐，一路火车下去，没跟别人搭帮儿，直奔了会场。

  其实，本来是想跟谁一起去的，因为周围大都是名气很大的学者，那时也没有“粉丝”这个词，更不懂跟人请教其实也没什么。即使喜欢读特定的人的文章，可当面闭口不说，装得跟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新来的所员嘛，什么事儿都怕张牙舞爪！

  那个时候觉得挺开心的事儿莫过于为哲学家李泽厚提包儿，他径直走向讨论会场的主席台，我跟在他后面，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而我紧紧随后，心里有一丝得意。

  得意只有一丝，没有发生任何膨胀。天津的讨论会因为有了李老师的参加，所以觉得水准很高。如果你是一个了解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界的人，我这么说估计能被你理解，而且当时那种热衷于文化讨论的气氛很容易被回忆起来。

  其中一个重要的道理是，今天的我们似乎没人再热衷于那类文化讨论了，关心的也都是课题研究和经费来源之类的杂七杂八的琐事儿。

  在天津的会上，我算最年轻。开会的最后一天做了一个关于符号学的报告，后来，报告的全文刊载到了《读书》杂志上。一直到了今天，每次回北京见当时的主编沈昌文老师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当时看到自己的名字是刊登在封面上的，觉得特别拿得到那么一股劲儿，这个劲儿至今也是新鲜的。”

  沈公听了听我说的，一直都在微笑，别的也不多说什么。

  其实，我在天津会上的最大收获并不是什么学术发表，而是结识了这个城市的作家吴若增，他是我进入文化圈儿最早认识的一个作家。也不知他最近好么？如果看见了这篇博文，能否给我个平安邮件呢? 邮件可以在新浪网上登陆后直接发纸条给我。

  他当时的短篇小说《翡翠烟嘴》至少读过三遍，但当着他的面，我还是装着什么也没读一样，因为刚进这个圈儿，实在难对作家本人盘问他的作品。吴若增看我像个小毛孩儿，这是他跟我说的。当天开完会，好像没有什么酒喝，或者当时压根儿就没有过酒吧喝酒的洋文化。

  我们和一堆人坐在宾馆的外边，面对海河，其他人都聊文学上的这事儿那事儿，可吴若增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虽然记得不那么清楚，但确实是关于旧城里的一些事儿，当时他说他的，我笑我的，而且笑得前仰后合，觉得他是一个幽默的人！

  据说，北京直通天津的车现在只要30分钟就行。方便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说是“预想”，其实也不是，因为毕竟离开天津之旅已经很久。如果不是最近与天津结上缘，书房里又找出了《翡翠烟嘴》的话，我的这番话也许要再等多少年以后才说了。

  下月回北京看奥运，当然也想去天津看看。毕竟在那个年代，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我，愣头愣脑的，曾经围着旧城走过，而且是在一个美丽的清晨，同时也带着美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