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佛教周刊》上的连载写满了100回，其实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回想起来，这些文字大部分还是拿日本说事儿的，而且说的都是小事儿。

 

     之所以喜欢说小事儿，这跟我日常的生活有关。过去经商，接触过日本众生，有公司老板、有钳工、有渔民、有万吨轮的船长、有飞行员，当然还有其他的职业人员，后来弃商从文了，拿日本字练活儿，结果认识的圈子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人有国会议员、大学校长、作家、电影导演、一线的女演员，还有其他的文职人员。

 

     总之，有时我就像一座岛屿，浮在日本人的海面上。四周望一望，随便写一写，说的还是小事儿。不过，小事儿里面也难免有奇奇怪怪的时候。

 

     比如，不少日本读者都觉得我的太太肯定是日本人，这些人的判断似乎是因为看到我能写日文，觉得我的身边一定有个贤内助，而且是能帮我撰写日文的日本女人。日本人这么说我恐怕也有一定的道理，非母语写作的人一旦侵入他们的母语领域，多多少少会觉得怪怪的，据东京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说，我的日文有时会发彪，属于比较放肆的另类。

 

     “另类”是极好的字眼儿。我跟我妻子都是北京人，她娘家在城西，我跟城东。在日本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我们谁也睡不惯“榻榻米”。无疑，这在日本人看来，我们绝对是另类。

 

     同样的道理，我恰恰用的是另类的眼光跟日本读者说的都是身边琐碎的小事儿，像虫眼，看外面是复的，重叠的、多彩的，乃至是荒诞无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