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十分晦涩的题目，很窄，明白的人也许只有学者和心理医生。说来蛮搞笑的，我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医生，但对这个题目却相当热中，遇到这类研究，我都愿意配合，而且还很乐道于胡说八道。

 

  昨天，东京工业大学召开了日本第53届病迹学会的大会，我应邀做了一个讲演，当然是即兴的，尽量按照写作状态下的思维，当我知道会议厅里坐满了心理医生和艺术院校的博士生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在这些人面前，我更像一位患者，病的名字可以首创为“非母语中毒症”。很多年以前，北京大学的高一虹教授曾经请我在她的语言学沙龙里面做一个类似的讲演，当时的题目是《双语写作是如何影响我的思维的》，这个讲演记录后来收入到拙著《狂走日本》，人民网上也能找到，网址如下；

 

     双语写作是如何影响我的思维的

 

  谈语言问题，我很容易进入角色，这跟过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段美丽的时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读得滚瓜烂熟，虽然还没有本事用非母语进行创作，但在中文写作的时候，总是围绕了一个像幽灵一般的话题；如果一个人用两种语言写作，那他或者她的思维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问别人不如问我自己,直到今天稀里糊涂地可以操起日语写作的时候，而且还能进入到一个良好的思维状态的时候，我以前的疑问似乎已经自我消化掉了。具体的内容说起来很长，看上去不也符合阿毛博客的风格，学者气味太浓，读下来肯定乏味儿！

 

  不过，对语言问题的意识本身也许就是一个语言记忆的装置交换，它出入自由，有时用日文，但几乎是同时也可以用中文！其实，这个话题我跟不少文化人都过了招儿，除了高一虹教授，还跟阿城、崔健、余华、张颐武、余秋雨、周国平、卫慧、杨栗、潘向黎、芒克，田壮壮，还有已故的陈逸飞先生。其中跟莫言的谈话曾登载到了一家艺术类的杂志上，这大约是两年前的事儿。

 

  同样的过招儿，跟一批日本的文化人也招架过的，包括跟大江健三郎一起谈过索绪尔，他说《语言学教程》他是用法文原文阅读的。我个人觉得，对这类问题的探讨，中文的优势似乎更强一些，而且说起来有幽默的感觉，相比之下、日文的表达有些平铺直叙。这就好比中国菜和日本菜，前者华丽丰富，但很油腻。后者朴实简单，但很清淡。

 

  下图是昨天讲演会的情景，坐在我旁边参加讨论的是几位日本的心理医生，写过不少书的，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十分新鲜，毕竟是治疗过许多病人的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