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翻到一张东京的旧报纸，标题是《我愿做中国文学的马崽》，讲的是1999年首次策划莫言访日的事情。从那前后大约十多年的时间，这期间做过不少类似的策划，同时也跟许多中国作家有过直接的接触。说是接触，无非是坐下来喝喝茶，或者晚上吃饭喝酒，聊聊天，很随便，但聊天都是十分智慧的，主要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的东西。光我记忆中的就有10多位，比如；阿城、丛维熙、张抗抗、李国文、林白，这些人都比我岁数大，我像一个学生。

 

     有一年我回北京拜访史铁生，后来为日刊写过一篇短文，一开头是这样写的；寻访作家史铁生是我的私人愿望，起先为香港月刊《华人》撰稿的时候，我曾经有机会寻访中国研究卡夫卡文学的专家叶廷芳教授，当时他对我说∶“象卡夫卡这样的作家把写作看成自己生命的人是极少数的，如果中国有这样的人的话，他就是史铁生，写作救了他。”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几乎也成为了我日后热爱当代中国文学的情感驱动器。后来，每当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能够介绍到日本去，无论是请汉学家翻译，还是跟出版商洽谈，所有这些奔波的事儿总是离不开一股本能性的冲动，就像明明知道中国的小说很精彩但别人看不懂老叫你心里起急一样。

 

     算起来，将近十多年了，从《大家》第一任主编李巍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几位作家以后，我曾狂读过一阵中国当代的小说，读得投入的时候就像中了毒一样。

 

     其实，当时认识李先生完全出于一个偶然，那是我去缅甸的途中从昆明换机飞往滕冲，然后打算开车去密之那的时候，跟中国文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在翠湖宾馆第一次结识李巍，是他点燃了我对中国文学积蓄已久的热情。

 

     这些年，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从我这里往日本图书市场推出过10多部中国当代的小说，这对一个文化景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把无形的财产。尤其是跟作家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的心升高了。

 

     昨天，时间相隔了很久，我跟北京的余华通了一个挺长的电话，觉得挺乐的。电话里我直接没跟他说，但心里说；“让我继续当中国文学的马崽！”

 

     下图是日本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书评。写手是东大教授，电影评论家。另外，《东京新闻》也发了评论，写手是余华《活着》的日文翻译，汉学界的骨干。共同通讯社发了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的书评，广岛地区的报纸刊登了关西大学教授的书评，业界的反响是可观的。愿日本的图书市场越来越认识中国文学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