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大量根本性的认识错误，却使我们离这个目标的距离异常遥远，包括官员和媒体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因为不会使用数学和科学辅助做出正确的判定，而给国家和自己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今天，这场灾难还在继续，而要想停止灾难，实现社会和谐的伟大心愿，我们必须先纠正这些根本性的错误。

相比每年工资之外的9000亿公款吃喝、巨额财政浪费、奢侈的办公场地，

相比国企高管的异常高薪，《公务员薪酬财产法》其实是“低薪养廉”！

相比公务员普遍的灰色收入，《公务员薪酬财产法》其实是“低薪养廉”！

高薪养廉，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但更是一个原则性错误的词汇。道理很简单，用小学数学，就可以证明，但是，由于仇富心理，人与人之间缺少最起码的信任等原因，这个错误的词汇，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最大一块绊脚石。

试问，少收您50元税，然后罚您10000元，您干么?

我想是不会有人愿意的，但却是今日北京的现实情况。那么，为什么我们非要错误的坚持使用“高薪养廉”这个明显带有误导性的词汇。而不是《公务员薪酬财产法》这样的规范称呼，来谈论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未来的重要问题呢？众所周知，“高薪”，会给人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国家会因此增加可观的负担，甚至会引导很多人想到，如果给付这个薪水，会促使国家增加对老百姓的税收。而这样的错误，无疑是严重的，是极不负责的。按照各级公务员全部最大编制甚至超编的标准，我们核算了公务员薪酬标准合理化，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的影响。如下表：

简单的说，大家也都看到了，按照级别最低的见习公务员，周薪800元，15级公务员每级复利递增25%，最高级别公务员周薪18190元计算，政府给公务员发放合理的薪酬，并根据公务员的级别，设置相对合理的倍差以后，财政负担上限仅为9000亿元，由于这是按照超编标准计算的上限，实际支出比这个数字还要低很多。

了解了这个事实以后，我们首先明白，高薪养廉，其实并不高，所谓高，完全是一种误解。是平均主义错误在一些人思想中的错误残留。在公司里，员工月薪2500，主管月薪5000，经理月薪10000，总经理月薪20000，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很合理，员工、主管、经理，都不会对领导的薪酬比自己高一倍有意见。而在政府内部，由于曾经长期存在平均主义甚至大锅饭的错误，即便公务员薪酬倍差每级只增加25%，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特别是记者，把“薪酬倍差合理化”误解成“高薪养廉”。帝国主义亡我中国之心不死啊。

长期不能实现制度的合理化，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薪酬标准长期不合理，而且不能规范和公开，物极必反，一些脱离体制束缚后的机构，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就出现了薪酬极端不合理的“高薪化”。比如，平安保险的马明哲，年薪早就超越了6600万元，而且在国企领导薪酬中，据说还不算高的。

可见，尽快确立《公务员薪酬财产法》，规范我国的公务员薪酬，实行公务员财产公示和监督制度，是所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而从约束和合理化国企领导（他们也都是公务员，有行政级别，担任国家职务）薪酬异常的角度，《公务员薪酬财产法》其实是“低薪养廉”。当然，真正能养廉的，是制度，是监督。合理的薪酬，严格的监督，二者缺一不可。

香港的前车之鉴证明，想要改变一个贪污腐败盛行的社会，建设相对清廉的政府，以下三条缺一不可。

1，同时启动“贪污受贿零容忍”和“特赦制度”：

简单的说，香港政府承认，在1960-1976年间，平均每年，仅香港警察每年收受的贿赂和保护费等非法收入，就高达10亿港币，按照当时的房价计算，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币值7500亿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市2008年财政收入1837亿人民币的4倍。我国政府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是官方承认的事实，虽然不一定达到1976年以前香港的程度，但贪污、受贿，也是非常普遍的。

香港政府在1974年2月15日成立廉政公署，就提出了这两个原则，一是要求公务员主动交代问题，二是对主动交代问题的人员和有关财产进行特赦。首先，香港政府提出，对于今后发生的贪污受贿，将实行“零容忍”制度，也就是说，哪怕贪污1分钱，也要查，也要抓，也要处理。其次，对于之前已经发生的贪污犯罪，按照以下四个标准进行特赦：主动承认，并接受有关机构调查核实后，对非法取得未满一年的财产，要全额罚没；非法取得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罚没八成；非法取得三年以上，未满五年的，罚没六成；非法取得五年以上的财产，罚没三成。这样一来，贪官们有了退路，就不会坚决不承认问题，反而会主动交代问题，让政府解决贪污问题的行动能够得到公务员们的普遍配合，不再是口号震天响，效果微不足道。

当然，对于存在比较严重，数额巨大的贪污问题，虽然特赦，也要有相应的处理，通常会有：记过查看，停职回家，的相应行政处理，但对于特赦以内的问题，政府会有信用，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2，在零容忍前提下，严格执法，有案必查，查到必办，但给条活路：

简单的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至今，据说判刑最重的，也只不过是监禁4年（不含起诉期一年多）。说服媒体和市民接受解决问题优先，而不是严厉报复优先，是我们也同样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判处死刑，或其它非常严厉的处罚，对于反贪污并不会有好处，反而会使相关证人和法官留下心理阴影，不能积极处理每个犯罪者。结果反而是在重重查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之后，更多的贪污受贿者反而逍遥法外。从事实和效果来看，每案必查，量刑适中，才是唯一正确的处理办法。我们到底是要廉政，还是要报仇？这个问题必须想清楚，否则，就会向现在这样，每年光副部以上的官员就查处一大批，但结果是贪污受贿反而越查越多。

3，公开的薪酬标准，透明的财产监督，给公务员体面的牢笼：

公务员的薪酬标准要公开，甚至要写进中学教材，让尽可能多的公民，都知道公务员的薪酬标准，这样才能为透明的财产监督提供帮助。什么级别的公务员，该拿多少钱的薪水？公务员周薪制度，是怎样与公务员的财产监督关联？公务员薪酬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公务员周薪制度，除了每周发薪，还包括贷款授信，保险保障，退休照发三条辅助条款，以及效率考评系数，根据当地GDP和人均收入调整的两条调整标准的计算方法。这些规则深入人心之后，公务员该拿多少钱，老百姓作为纳税人负担合理不合理，才会深入人心，廉政建设的第一步才能走出去。

公务员的财产要公开，说来简单，其实，监督权力，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只有公务员薪酬标准公开以后，才可能启动。而即便启动，也会有个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分级监督的制度。

副部级以上的公务员，也就是所谓“首长”，薪酬高，财产多，权力大，周薪超过9300元，他们的薪酬，财产，要在政府网站上对全国人民，乃至对全人类公开。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房产，车子，每季度消费数额，财富增加速度，贷款还贷信息，都要公开。

县处级以上公务员，也就是所谓“领导”，薪酬较高，权力较大，周薪超过3000元，他们的薪酬，财产，要在政府内部网站对人大、政协公开，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义务代表人民监督和了解他们的薪酬财产状况。但是，他们的薪酬和财产，并不需要对全国人民公开，有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但保护程度一般，经过他们本人或其所在单位，或当地人大、政协同意，即可公开。

副县处级以下的公务员，也就是所谓的“吏员”，他们只是普通的公务员，权力不很大，薪酬也不高，他们的薪酬财产，要接受各级政府监督机构的监督，各级政府也应设立专门的薪酬财产监督委员会，在负责薪酬核算发放的同时，每年抽检一定比例的吏员，对他们的薪酬财产情况进行监督。但是，他们的薪酬和财产隐私权，要得到相对更高级别的保护和尊重，除非有问题，或经本人同意，否则不应公开。

香港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关键就是以上三点，必须同步启动，缺一不可。而要想落实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摒弃“高薪养廉”的错误，不要存在“高薪养廉”就是让老百姓多花钱去买廉政的错误认识。其次是要摒弃“复仇心理”，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建立廉政政府，靠杀人是不行的，要靠疏导，给县处级以上的官员足够的合法收入，让他们没有贪污受贿的必要，意识到贪污受贿的成本太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以周薪3000元计算，如果一个公务员因为贪污受贿或不作为被取消公职，会因此失去全部的预期收入，按照他之后还能活20年计算，3052元 x 52周 x 20年 x 3倍通涨加薪系数，县处级的贪污成本至少是952万，考虑到他通常会有更长的寿命，而且还有升官的机会，贪污当然是不划算的。

即便是周薪最低的普通办事员，周薪800元，而且永远不升迁，办事员贪污成本至少也有250万，这就是北欧四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文明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廉政建设的根本原因。

另外，文章开始时，我问过：少收你50元税，罚你10000元，你干不干的问题。其实，道理很简单，按照这个标准，北京市每个居民每年只比现在增加50元的公务员薪酬负担，但因此而导致的损失，按照政府税收效率从25%提高到35%计算。2008年，北京市政府收到1837亿元财政收入，由于税收效率不到25%，市民实际负担的支出，其实是7348亿元（1837亿÷25%），而如果《公务员薪酬财产法》实行以后，政府的税收效率能够提高到35%，市民实际负担的支出，就只有5248亿（1837÷35%），可以少负担2100亿，平均每个市民至少减轻1万元的负担。当然，这里要说明一下，政府的税收效率不可能很接近100%，因为社会上除了政府和人民，还有商人和金融机构两个主体，他们是必须存在的，而且也必然要得到利益，换言之，如果做生意都不赚钱，义务劳动，还有人做生意么？没有人做生意，那市民都去哪里上班？在城里生活，没地方上班，市民靠什么活着？所以，取消商人是不可行的，把政府的税收效率提高到100%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政府的税收效率，由于贪污腐败还是很普遍，所以是有着至少10%，甚至35%的空间可以提高的。

希望更多的国人能够意识到《公务员薪酬财产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意识到香港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认同并支持我总结的三条廉政建设要点。促进政府尽快推动《公务员薪酬财产法》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