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札记

           王不了

十一月八日至十日，我参加了省教研室组织的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研修。收获极大，回来的路上感觉整个身心都填得满满的。可惜返校后运动会、家长会等接踵而至，无暇动笔。周六（十三日）晚上，我才根据笔记将陈钟樑先生的讲座整理出来。两周后，等抽空再写这札记时，却发现之前喷薄欲出的诸多念头大多忘了……断断续续写到今天，只得勉强结束。晚来春潮带雨之时错过了，就只能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了。

下面记录的只是一些微小的火花，它们务虚而不务实，琐碎而不齐整。

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我们都是尴尬的过渡者。旧的范式已破碎，新的却尚未成型。我们就像才长出来的新牙，还咬不动这坚硬的世界。因此，如今的教育也有着未成型的青春期的尴尬：既有无法无天的混沌，又有无拘无束的自由。在不知所措的现状之后，或许是不可限量的未来。

如今，文言文教学最大的问题在于教师素养，——比如说，究竟有几成语文老师能赤手空拳地把一篇白文读通、读懂？其次是对老师与学生的评价机制，——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大象才不需要把自己塞进紧身衣里？再次，才是教学理念与技术层面的问题。前两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对于文言文教学设计的讨论都将只是空花泡影。而这些问题的症结显然不局限于教育，为了避免离题太远，还是尽量围绕文言文教学本身来谈吧。

老师是文本与学生的介绍人。让两者相遇的方式大致有三种：把学生拉到文本面前（学文本）；把文本拉到学生面前（用文本）；两者各自上前几步（亦学亦用）。

对于现代文，我倾向于用文本，即把文本拉到学生面前，以学生为主。（我甚至觉得在现代文的课堂上，“脱离文本”这种说法就是不地道的。）

而对于文言文，我倾向于中庸的第三种办法，甚至是以文本为主的第一种方法。

对待文本的态度，是由我们的教学/学习目的决定的。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会在考虑成熟之后再来谈谈。

我们似乎总在求新，这是很奇怪的事。如果说古人有厚古薄今之弊，今人就有喜新厌旧之病。“喜新”无可厚非，“厌旧”就值得怀疑了。从前几乎全用串讲，如今就视串讲为仇雠。从前细化划分层次归纳段意，如今就“读你想读的句子”。从前老师领着学生跪在古文前上课，如今就抛却文本恣意生成。其实——

1、即便是串讲这种老掉牙的教学方法，只要使用得法，也可以是既务实又灵动的。简言之，没有过时的教学方法，只有不合适的教学方法。

2、从来如此未必就对，但也未必就错；大家都如此未必对，但也未必错，——为创新而创新是短视自欺的行为。我们应平视前人与他人。不以人蔽己，亦不以己蔽人。简言之，对待旧有的教学方法，“喜新念旧”比“喜新厌旧”更妥当。

这三天里的课，有些我当“教研课”来看，有些只能当它是“公开课”。或问这不是一回事么？答曰不然，教研课好比试验，公开课好比表演。

教研课与常规课不同，好比概念车与量产车有别。对爱车族来说，概念车可看而不可用，但谁都不会否认概念车的意义。没有教研课的尝试与突破，常规课岂不成了墨守的围城？常规课务实，教研课务虚。虚实相生，缺一不可。两者有着不同的标准，拿一方的尺度去衡量另一方，必定不合理。那人提了个波罗蜜，你却说它长得不像榴莲，岂不冤枉？

现实的问题是：教研课往往为了新而新，新得穿不上街；而常规课又常常太旧，旧得穿不下去。

教研课、常规课亦可相互转化。同样一堂课，语境不同，其身份也就不同。一方面，今日教研课之创新，或成明日之常规教法。另一方面，常规课也可能摇身一变，登上教研课的讲台。例如陈钟樑老先生的《卖油翁》，几乎纯用串讲，放在这次研修会来上看，是独树一帜的教研课。放到几十年前、乃至几百年前看，就是常规课。他的新不是新，而是更旧。他的尝试不是尝试，而是回归。

前天，一位师兄对我说：“别人备课是备教学环节，我备的是教学目标。我会花很多时间来弄明白一个问题：这节课我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据说陈钟樑先生也曾说：“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语文教师不要在教学方法上过多纠缠，而要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开拓。”

我忽然发现，他们所说的其实是常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语文课偏离常识如此之远了呢？

下面这些也是常识：语文是文科，不是理科。语文是手艺乃至艺术，不是工艺。语文更需要的，是熏陶，而不是灌输；是感悟，而不是分析；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工具理性；是畅泳于朗月清风之下、文山书海之间，而不是站在课本的游泳池边分析动作要领。……

《人间词话·五四》：“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教学方法犹如文学体裁，是形式，是用来装教学内容的袋子。袋子总是越用越旧，喜新厌旧也无可厚非。——可是我们常常被华丽的袋子所蒙蔽，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为了换上眼下最时髦的袋子，我们忙个不停，却总是忘了袋子的东西。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说了个故事：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如今繁花迷目的语文教育中,又有多少名词之争？

新课改为阳，中考高考为阴。教研课为阳，常规课为阴。专家与极少数教师的研讨为阳，更广大的一线教师的日常教学为阴。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优质学校为阳，更广大的普通学校为阴。中国教育之现状，一言以蔽之：阴阳两隔，阴盛阳衰。

这是个缺乏常识的时代。常平三天的收获其实很平常，也许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回归常识。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