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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读38-41:幸福是十分偶然的事情

(2010-09-27 14: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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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了

东写西读

分类: 东写西读

38

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

 

                                           ——张枣曾对柏桦说过的话

 

39

瓦莱里说:“在我的眼里,亨利·贝尔不是个文人,而是个聪明人。他太个人了,不能局限于当一个作家。他因此而讨人喜欢或者让人生厌,我是喜欢的。”此话说得好极,《红与黑》当作如是观。斯丹达尔动了写作《于连》的念头时,已经四十七岁,是一个曾经沧海饱尝风霜的人了。他不想告诉人们怎样做,他只想说说他认为什么才是幸福。其实他在二十二岁时就已经说过:“几乎所有的人生不幸都源于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错误的认识。深入地了解人,健康地判断事物,我们就朝幸福迈进了一大步。”他把《红与黑》献给“少数幸福的人”,那么谁是“幸福的少数人”呢?他在《意大利绘画史》一书中写道:“少数幸福的人。在一八一七年,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一部分人中,年金超过一百路易(两千法郎),但是要少于两万法郎。”一八一七年是《意大利绘画史》出版的那一年,那一年斯丹达尔三十四岁。他所求于金钱的乃是独立生活的保证,故不能过少,过少可能被迫仰人鼻息;亦不可过多,过多则会逼得人成为因金钱而来的种种束缚的牺牲品,乃至“有漂亮的公馆,却没有一间斗室安静地读高乃依……”。于连的迷误正在于他那“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决心。斯丹达尔让于连从顶峰上跌落下来,不是说他已经失败了,而是说他开始走出误区。加谬讲过屡败屡战的西绪福斯的故事,说他是幸福的。我们不妨袭其意而反用之,不说追求中的于连是幸福的,而说醒悟了的于连是幸福的。

 

波德莱尔赞赏斯丹达尔的这句话:“有才智的人,应该获得他绝对必需的东西,才能不依赖任何人(斯丹达尔的时代,是一年六千法郎的收入);然而,如果这种保证已经获得,他还把时间用在增加财富上,那他就是一个可怜虫。”于连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但是他毕竟当了两个月的“有才智的人”,不再把时间用在推“飞黄腾达”那块必定要从顶峰上滚落下来的巨石了。于连没有失败,他胜利了,他获得了幸福。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现今五十岁上下而又在于连那个年龄读过《红与黑》的那些人,如今重读这本书,该解得了“其中味”了。现今正在于连那个年龄的那些人,第一次读这本书,该如何解“其中味”呢?好在眼下不大会有人自认有资格或有责任告诉他们该怎样读这本书怎样看这个人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向自己或向别人问一回:“谁是少数幸福的人?”

 

                      ——郭宏安《<红与黑>代译序:谁是“少数幸福的人”》

 

40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拒绝用刺激来换取施舍;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证的生活;宁愿要达到目的时的激动,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

 

我不会拿我的自由与慈善做交易,也不会拿我的尊严去与发给乞丐的食物做交易。

 

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大师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托马斯·潘恩《常识》,这段话被称为企业家宣言。

 

41

内阁府也曾调查过日本人对学习目的的看法,最多的答案是“出于兴趣”(25%),其次是“打发时间,排遣心情”(20%),“丰富教养”(15%),“出于职业需要”和“增加家庭日常生活的知识”都只有13%。不要小看这个“出于兴趣”,当国民普遍性地对知识抱有单纯而强烈的兴趣,会带来面目一新的气象。

  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人类历史的证明。作为国家之间民众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极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区别,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同的重要因素。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症结,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几十年前,常见的说法尚且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几年,一部著名的广告片则鼓吹“知识改变命运”。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个人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愿望,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身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挫败。

                                           ——王东《为啥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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