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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转自易中天先生博客的关于顾准的一系列文章。尽管我对风云文人向来有戒惕之心，但这一组文章写得确实不错。正好最近石康博客里也在连续讨论中国人的鸡贼问题。我倒觉得细观顾准先生的经历，正好回答了石康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就鸡贼了。顾准的经历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社会对特立独行（不鸡贼）的人会有多么恶毒，从历史上来看，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有好下场？最好的去当隐士，心远地自偏（而嵇康想隐还隐不了）；次好一点的也不过是像杜甫那样贫病交困，郁郁而终，更多的是像顾准、李贽这样孤独囚死甚至横死。

古人早就总结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柏杨也总结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处于如此巨大之酱缸，能不鸡贼无。如果个人对大环境完全无力，那么鄙俗化人格畅行是符合人性的选择。不能强求小民百姓去荷负文化理想，就像不能逼迫爱看超女的小孩去听歌剧。

社会中多有所谓“草根”和“精英”之辩，而煽动起的“草根”与“精英”的社会情绪对立更是激进。以我之见，中国社会从来就缺乏一个稳定的“精英“阶层，有的是市场化、官场化的既得利益者，却从来稀少能坚持真理，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们即使有，也很快被掌权者扼杀，同时也被不解真相的群氓所讨伐。顾准现在有了大量拥趸了，可他生前有几个人立于他侧？连亲人都不见容了。说起宽容，比起极权暴力的凶恶，中国民间社会对那些”木秀于林“的人物何曾多一点宽容？别忘了我们是有着为尊者讳的光荣传统的社会，而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却为世所不尊，从而也丧失了普通人为之辩护的边际效益。而那些鸡贼了的人士就更有一种愤懑，明明天下人都挺鸡贼，就你不肯入港，一边是自惭形秽，一边是心生嫉恨，特立独行的人多半要被鸡贼的人害死。如山涛当了官，自己不清流了，还要拉哥们入伙，被嵇康一通呵斥还绝交，公之天下，这下不就显出山涛猥琐了吗？

自古清官难做，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官一做，要断许多人财路，不光是上司、下属，还有同侪。那些人该想了，大家都鸡贼，就你不肯，不就要显示你人格比他人高上一筹吗？故此清官一般没什么好下场。因为鸡贼人士是不容许你用你的人格蔑视他的所得的。说到底中国是个道德御国的社会，而”道德文章“更擅胜场。所以中国人骨子里最嫉恨的就是他人占有了道德优势。自古以来，恰恰是君子为世所不荣，只好获得点可怜的身后名让后人做祭奠文章。

石康所定义的鸡贼是：以最少的投入追求最大的产出。这在经济学上是追求边际效益最大化。我觉得追求边际效益最大化倒是符合人类的本性，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大概难能免俗。问题是如果把一些基本的人类生活原则也如此边际效益化了，如自然律，如真假、善恶观念；平等自由的理念等等也任意伸缩曲展，就会产生一个整体上人格鄙陋的社会。我所定义的“鸡贼”就是人格、智慧上的狭小格局，一切以利益为准绳，而为了利益可以无视一切原则。所以“有权者有理”“暴力致胜”就成为鸡贼人士从不予以怀疑的真理。说白了，鸡贼人士的泛滥使得丛林原则盛行，鸡贼的人是不会尊重个体尊严的，更不会为信念信仰牺牲。

所以鲁迅悲哀地说我们盛产两种人，当稳了奴才的和想当奴才的。这样的情势能指望小民百姓当英雄吗？陈胜吴广要不是被迫得没办法，也还是想老实点把日子过好的。

摘一段易中天的话：“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心存光明而能为之无偿奉献、承受痛苦。我四处转悠，东看西看发现的是，没几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即使有，也多处困顿不获包容），市面上倒充斥着大量打着理想主义幌子投机取巧的鸡贼人士，一些暴力激进型的愤青更是可疑。套用我曾编辑过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进入上层的成本是愤青的收购价。给点鱼饵许多愤青将被一网捞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