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书记，您好。

我是一个86年的在云南出生和长大的文科女生，任职深圳，现旅居武汉。之所以用这样的介绍开场，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下面的话是一个这样状态的人表达的。虽然我所说的一切只能代表我个人，但我始终觉得同环境下的大部分人总有想法重叠的大部分。

我不想讨论太多陈艳事件。实际上我并不特别了解整件事情，我也不认为整个事情里有对错完全的一方。但吴虹飞（以下简称阿飞）发起了给您写信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想法能够与官员交流，所以我参与了这个“浪漫”的事。阿飞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都很欣赏，这并不出于她是幸福大街主唱的好感。

关于陈艳，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但我都不认为现在的结果是好的。

我们都有过16岁。这并不是认同自恃年少就应受特殊对待，是我相信每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能理解那样的年纪是很容易犯错的。而如果16岁的女生，不管自愿或非自愿在她身上发生了社会并不认可的事情，即所谓错事，受到的是以惩罚为主的教化，那不难想象日后她将形成以什么为主导的价值观？

从个体上看，这可能只是她个人的悲剧或不幸的开端。当然，肯定也有人会觉得这是她改过自新的好机会。

我想说的是，难道帮助不比责罚更重要？难道我们，以及社会机制，所需要的仅仅是对“错”的惩罚，而不是帮助“错”去变“好”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机制，在很多不好的事情过后留给当事人的，更多都只是对社会的记恨与不公的不满，而不是真正的教训和感恩呢？

就这件事而言，我个人认为，她以及她们家现在最需要的是大家的帮助。这来自于她身边的人，她自己，以及社会机制。

仇书记，我并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好官。但我想，好官的前提应该是一个好人吧。好人多半都会拥有平和的心态和耐性的吧。

那么除了陈艳事件，我还想说点其他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暗涌，特殊体制下的特殊办事方式也确实让我们这些没有官职的民众非常的困惑。各种各样的报批制度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搪塞借口，关于新闻，其实我们要的并不是要政府或者某个机构的道歉，并不是要谁错或谁对的意愿。

我们只是希望，国家能够逐步重视我们对于社会事件的知情权。很多时候，我们支持阿飞，也是因为这样。是她们对于新闻本身的态度，而不是所谓谁对谁错的立场。

仇书记。我想你一定比我们都清楚社会机制的形成与现下的民生情况。我们是一个拥有悠久底蕴的民族，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只有短暂历史的国家。

今年是建国60周年，我们不是去要求政府在60年左右就完成别的国家用两百年才完善的事情。我们只是善意的希望，当我们对社会或政府真诚的存在疑问的时候，也能够得到真诚的回答。

比如记者采访，比如信访，比如上访等，这些不都应该是很合理的互动途径吗。为什么总得到的是好像有难言之隐似的回答？如果这是正常的，那又何必虚设和开放这些呢？

我相信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仇书记不会持有“一切都明令禁止算了”的态度。

因为我相信，无论个人层面还是机构层面的，我们都希望活在一个文明和进步的社会环境中。

最后祝仇书记能够让美丽的云南调理得更加内外兼修。

以上言论谨代表个人意见。

小乖 

29/07/2009